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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话。只是看到年轻的孩子充满活力的身体。看到陌生人在交谈或者争吵。看到颜色形状嘈杂人群。独自分辨空气里混合的荷尔蒙气味。这一切会使我觉得兴奋。

我对她说，如果你选择一种精神化的活动作为工作，就将意味着你的生活将与某种空虚联结，犹如浩瀚宇宙中与银河系的一种遥向呼应，却并不归宿。距离依旧有几百万光年。它要你为了独立而需与世间保持一定程度的距离。要你长期认真面对自己的内心，即使这思省犹如黑暗漫长的隧道，穿越亦是漫长。

它让你处于一种与死亡并行前进的微妙状态。你看得到自己走在边缘。你亦知道它让生命浪费的程度加剧，它使你敏感，使你变老。

而基本上写作是不被选择的。一般是由它来选择那些与它对峙的人。这力量极其剧烈，彼此消耗的时间越长，它杀掉对手的几率亦更大。大部分创作者最终都只能选择改行，消失，酗酒，苍老或者死去。

但必须继续。因这是治疗及保持清醒的唯一方式。因你始终在探索测量，所以你会懂得自我控制。

我看DVD，电影中的政客，在尚是一名落魄的画家时，对画商说，即使当我站在墙的另一面，我看到的依旧只是虚无。没有食物，没有房子，没有工作，没有职业，没有婚姻，没有父母……甚至没有一个好的朋友。

他自杀后被人发现在他的个人藏书馆里，有大量的图书都是用来在对宗教对话。他亦是在思省，观望生活里的欠缺，反复疑虑。并无悔改。他最后试图通过政治来解决自身问题。

引导的大屠杀最终走向极端。

我在听着那段台词的时候，心里震动。原来再貌似坚定的理想与幻觉之后，最终的驱动力，却仍是未被填补的虚无。

一个星期之前我结束一份持续三个月的工作。

每天的生活循回反复。早上八点，在冬天清晨的微光中醒来。关掉加湿器的开关。穿上磨损的牛仔裤，衬衣，洗得褪色的法兰绒外套。打开饮水机喝完一杯放了柠檬片的冷水。抚摸阿卡的小脑袋，对它道别。然后锁上铁门，步行去地铁站。这样十点左右，我就会准时出现在杂志社里。

工作午餐。编辑会议。和摄影师模特撰稿人轮换的见面。审核稿件。整个下午和夜晚，喝下一杯又一杯的咖啡。站在咕咕作响的热水机旁边，凝望落地玻璃窗之外北京站的暮色轮廓和它的大钟。办公室里电脑，打印机，传真，手机，复印机的声音，从来不会停止，汇集成震荡的声浪，一波一波传来。头痛的时候，我便去抽烟室。抽烟室里没有暖气，狭小，有其他部门的男人进进出出。坐在角落的丝丝冷风中抽烟。然后把烟头熄灭在垃圾箱中，去会客室里问服务生续一杯黑咖啡。

通常在深夜10点左右回家。有时候还能赶上最后一班地铁。独自在深夜的地铁站里，听到鞋跟敲击在空旷的花岗石地面上。这确实的生活的存在感。当地铁在黑暗中呼啸而过的时候，在玻璃窗的怆白灯光上看到自己的脸。

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出去工作。多年的社会隔离状态，慢慢使人的口头表达，群居能力，忍耐妥协能力等出现障碍。我到现在还不能做到圆满地撒谎，不会反击别人。如果有人恶毒地攻击我，我只会张口结舌，并对此感觉吃惊。亦不懂得掩饰自己的愤怒。会情绪激动。我知道自己的表现，类似于一个头脑简单，苯嘴拙舌的儿童。面对外界过于天真透明。

但在那段时期，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却极其重要。我头痛，失眠，整日惶惶然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城市亦显得空荡，不够完满。我的生活里，大部分的内容都只是药丸，而不是粮食。工作亦也许是具备更强大剂量的药丸。

至今我仍会记得那些日日夜夜。与同事老板相处默契愉快。月底结稿，大家聚餐吃喝玩乐，热热闹闹。工作让人进入了人群，借此停止回忆和思想。带着一堆庞杂而繁琐的事务，轰隆隆地喧嚣行进。他们亦说我工作的时候像一个男人。明确重点，有力，简洁。有时候讲话的口吻会粗暴。我只觉得日子因为平顺完满而过于迅疾。每天重复的日子，哗哗哗地就过去。迅疾得让人竟无法对时间留下印象。就像草一样，一岁一枯荣，天地喜乐都在，惟独没有自我。

也许我始终不清楚工作的意义，亦或仅仅只是希望在人群里遗忘失望。

在那段时期，我对地铁留下记忆。它是我的工作时期最重要的标志。亦是在这个庞大粗暴的城市里，唯一曾与我发生紧密关联的场所。

年代长久的北京地铁站，有呼啸的风声和浓重的尿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