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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机构改革的主体是人，改革的重要障°？之一便是“官本位”。中国改革虽走过30年，但不少国人价值体系中的“官本位”观念不仅没有消除，反在强化。如今机构改革再启，很容易看到不同部门系列中，官位沉浮必然产生复杂变奏。识者有理由担忧，“官本位”之祟或成改革阻力，或成改革“激励”，最终导致改革的流产或畸变。

“大部门制”的政改意蕴（2）

正因为此，机构改革本身更具政治体制改革的内o？；我们还同时看到，推进机构改革的努力必须与破除“官本位”的其他改革措施相并行。要做和可做的事情很多，首要者便是改革官员选拔、升迁、考评机制，体现“主权在民”的经则，并在政府官员中建立权责一致的“问责制”。如果“大部门制”改革的推行，能够同步带来中国政府官员能上能下、可官可民的机制，能够终结跑官、求官甚至买官、卖官的现实，则中国幸甚。

时间表是次行政体制改革以《方案》起步，逐步铺开，渐进经则相当明确。但以往经验已经表明，渐进改革亦需不时有阶段性突破，盖因渐而不进、不进则退，正是渐进改革之大忌。所以，*十七届二中全会公告特别强调机构改革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局中人不可不深味。

公告首次提出，“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总目标”，乍读此，有些人可能会以为机构改革大可拖延敷衍。其实，“总目标”重在完善，而且须当与建成小康社会的诸项改革目标在时间表上相一致，但绝不等于目前已经看准了的机构改革，从实施到完成需要12年之久。恰恰相反，总目标设在2020年，表明政治体制改革预期明确，也表明从现在开始的努力已经相当紧迫。

怎么确定改革进度？*十六大曾明确，在2010年“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完全可以想知，国务院机构改革与这个任务必须D？调一致。2010年距现在已不足两年，纵以时间表论，我们亦当只争朝夕。

…2008年第5期…

“举国体制”μ？出正其时

大幅缩小“举国体制”范围，结束竞技体育领域的国有垄断局面，同步推进商业体育，振兴体育产业，让市场成为竞技体育兴盛的基石。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以双重的巨大喜悦落下帷幕的。除了主办成功的喜悦，还有“金牌丰收”的喜悦——51块金牌的收获比上届雅典奥运会多出六成，是八年前悉尼奥运会的近两倍。

于是，颇有一些人士很振奋地说，累累金牌证明体育“举国体制”非常有效，所以，中国竞技体育应当继续高举“举国体制”大旗走下去。我们对此万难苟同，并深以为在此次金牌盛宴之后，中国当告别“举国体制”，启动体育领域的全面改革。这关乎中国体育产业的成长和全民健身活动的兴盛，关系到中国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与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全局息息相关。

竞技体育领域不是孤立于当代中国变革版图的孤岛。体育改革拖不起也等不起了！

没有人否认，中国人在奥运会上获得金牌是很荣耀、很兴奋的事情，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增加中国作为体育大国乃至世界强国的自豪感，可谓意义重大。不过，金牌是有成本的。因为中国的竞技体育一直实行传统计划经济框架下的“举国体制”，所以，金牌投入主要依靠纳税人的钱，依赖国家资源。虽然官方对金牌项目所涉成本一直未予公布，媒体对单块金牌成本的估算，也曾出现从六七千万元至七亿元的不同说法，难以证实或证伪，但现代竞技体育竞争激烈，中国为实现“奥运增光项目”多年来耗资不菲，此次北京奥运会拿下51块金牌更是代价高昂，应当是不争的结论。可以肯定，绝大多数在赛场上、在电视机前为金牌激情难抑的普通公众，对为金牌付出如此代价是没有心理准备的。

进一步说，投入与产出也并不对称。“举国体制”着眼于层层选拔、封闭培养专业运动员，在占用了大量资金后无法对大众体育形成带动力。国家培养的金牌选手们可成为各种商品的形象代理，但巨额现金收益主要属于运动员个人及其教练团队；所属机构或有机会“利益均沾”，少部分还可能会成为未来训练补充资金，但经济上回报出资人的可能性等于零。广大公众的兴奋和赞叹成了夺金的主要收益，而金牌达到一定的量则兴奋感必然降低，体现为令人遗憾的边际收益急剧下降。

中国正处在增长方式转换的关键期，服务业发展和内需市场启动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