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部分(第2/4 页)

员服从明确的党纪时才能发挥作用——即所有的党员都可以在党的会议上发表意见，但一旦党作出了决定，全体党员必须服从。按照这样一步步的逻辑推理，党就带有肩负历史使命、不断前进的活的实体的性质，这种实体超越那些在它的事业中耗尽心机的个人之上。由于党对于历史进程具有所谓科学预见，它（或者毋宁说是它的领导人）就成为施加于它本身的一条法律。

当中共于1945　年4　一6月间举行它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1928　年以来的第一次）时，它采取了关于“联合政府”的灵活路线，使它战后期间的策略臻于完善。在1941　年1　月新四军事件（当时国民党军队攻打了长江以南的一支中共部队）后，政府加紧了对中共地区的封锁，其一部分的目的在于阻止中共通过中亚与俄国接触。从那时起，政府除了注意日本之外，还同样密切注意共产党人，因为无论如何日本显然是会由美国去对付的。当时中国人普遍担心，第二次大战后将接着发生内战。重庆和延安都对这种担心作出反应，答应要用“政治”而不是用军事来解决彼此的分歧，于是在1943　年初就开始进行商谈。

这时毛按照他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宣称，中国既然还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需要有一个“包括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代表的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这句话可以按照情况需要，把它解释为包括国民党在内的联合，如同以后在1946　年将要提出的那样，也可以把它解释为同一些小党和自由主义分子共同反对国民党的联合，如同1949　年所做的那样。同时，这条路线对于自由中国那些具有新的思想但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特别具有吸引力——教授、学生、新闻记者以及有文化并受过专门技术训练的人士，他们形成了战后从事建设的基本人才。

到1　弘5　年战争结束时，中共已在它自己的地区内开展了一个生气勃勃的由中央控制的运动，对全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中共的对日作战活动比国民党政府少，它又没有城市行政和现代公共事业的负担，因此它就准备在乡村夺取政权。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它才成为美国政策的一个直接的、不可回避的问题。

第三篇　美国与人民共和国

第12章　我们历来的对华政策

越南问题使我们看清楚，我们过去同东亚的关系需要有新的通盘认识。我们同那里的关系归根到底是否总要依靠炸弹和枪弹，或者至少要依靠我们手中掌握的炸弹和枪弹进行威胁？还是说我们依靠军事火力是新近的事，是新近的轻举妄动？答案是一言难尽的。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西方在东亚的地位靠武力维持，但通常是欧洲的武力，很少是美国的武力。在民族主义和现代技术传播到东亚以前，用不到那么多的武力来维持西方的地位，当时也没有那么多的现成的枪炮。我们在越南使用暴力，并非由于缺乏先例，也并不是由于举止失常，而只是引起灾难性后果的过时措施，做得同我国的地位极不相称，仿佛19　世纪的炮艇外交原则（利用优势炮火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当地统治者）可以扩大使用，从外部胁迫整个民族。

对我们自己进行新的通盘认识，首先需要有一套概念。我认为这套概念必须来自高等学校的各种学科，因为它们代表着我们的思想是怎么组织起来进行分析研究的。我们是从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角度来进行思考的。当我们描述过去的情景时，从所有这些角度得出的见解都有助于我们作出历史的综合。对于一个虚心考察问题的人来说，任何一种探求单独因果关系的方法都不可能是充分的。无论是原罪还是阶级斗争都不是了解我们过去行为的惟一线索。其次，新的全盘认识需要我们承认自己过去同东亚的关系具有某些基本特征，首先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的劲头是总的西方帝国主义扩张行为的一部分。

美国的扩张和英帝国

在美国建国的头几十年里，在铁路打开了中西部以前，合众国是大西洋文明西部边缘的小国。它关于民主的革命学说是要在权利法案和法治所给予的保障范围内，在贸易、旅游、改变宗教信仰和一般的自我发展方面，给予个人以最大限度的自由。行政管理以及个别人的政治特权是要受到严格限制的，从而所有的人都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利用。我们早期的贸易主要是通过海路进行的。小詹姆斯？　菲尔德描述过我们早期的商人是怎样围绕英法控制的地区，在地中海东部做生意的。把土耳其鸦片从士麦拿运到广州去的波士顿商人，是美国向外扩张的三股势力——商人、海军武官和传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