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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普通法庭至此能接受公平法（equity）也是一种进步的征象。公平法本身非法律，只是一种法律观念，等于习俗说“照天理良心办事”。在英国初行时只限于英皇的“特权法庭”（prerogative　courts），有格外开恩之意。在这种安排之下，普通法庭逼于情势，起先对公平法让步一二，以后积少成多，公平法不顾成例的办法也自创成例，于是两种法律观念对流。1689年贺尔特（John　Holt）为首席法官，他命令普通法的法庭兹后与商人有关的案子，照商业习惯办理关于公平法与普通法的情形，可参考基本著作，如Theodore　Plucknett，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mon　Law；5th　ed。（London，1956），Edward　Jenks，The　Book　of　English　Law（reprint；Athens；Ohio，1967）�在光荣革命后的影响，可见Plucknett，pp�245…248；664�亦见Clark，The　Wealth　of　England　from　1496　to　1760（London，1946），。这样一来，英国内地与滨海、农村与工商业的距离缩短，资金对流，实物经济蜕变而为金融经济，前述资本主义的三个条件，都行得通。一方面这可以说英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的时代；另一方面则是一个这样相当大而有农业基础的国家，能够使公私利害凝合为一，以操纵金融的办法管理全国，和自由城市的形式一样，已经史无前例。所以它能够以这些条件作本钱，称雄世界几个世纪。至于资本主义的弊病，则不在本文讨论之内。

从以上各国历史的摘要看来，资本主义的形成，不是预订计划、按部就班地完成，而是世界的交通通讯进步，商业展开后，这种需要用数目字管理的趋势，从小国推展至大国，从海上的国家推展到滨海的国家，从没有农业基础的国家推展到农业基础甚坚固的国家。这种情势所至，内外兼逼，以致每个国家都要照自己历史地理的情形，作必要的调整，然后社会组织法制思想宗教等等也会作同样的调整。

从欧洲历史上来看，这推动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是商业，而不是工业。工业发达是以后的事。英国在1694年设立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为资本主义的中流砥柱关于英格兰银行组织的情形，以及立即吸引欧洲大陆各处的资本，支持英军对法战事见John　Giuseppi；The　Bank　of　England：A　History　from　Its　Foundation　in　1694（Chicage，1966），and　，The　Early　History　of　Banking　in　England（New　York，1965）�也可以参考Phyllis　Deane，and　W�A�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2nd　ed�（Cambridge；1969）；and　P�G�：A　Study　of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London，1967）。马克思曾说英格兰银行是“放高利贷者，不再假装伪善”，又说它“到底使商业得到活动的自由”。美国经济学家介博兹（John　Kenneth　Galbraith）曾说：“英格兰银行在金融界的地位，有如罗马圣彼德教堂在宗教上的地位。”见彼著Money：Whence　It　Came，Where　It　Went（Boston；1975），p�30。，事在清朝康熙年间，但是英国的工业革命，则展开于19世纪上半期，已在中国的嘉庆、道光年代。并且资本主义形成的条件，在历史上讲，有不可逆转（irreversible）的趋势。这也就是说资金广泛的流通、企业在所有人之外雇用经理、技术上的全面合作三个条件一经展开，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把它们向历史里退化地推回去。社会主义可以视为修正资本主义的办法，但是在技术上讲，仍是接受这三个基本条件，只是所有权不同，私人资本受节制而已。

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7）

这些历史资料，可以给我们治明史的人相当的警觉。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中央集权的传统强。国际贸易不容易给这国家以重大的压力，促使它改变传统的组织和习惯。明代嘉靖年间的御倭战事，即表现传统的农村经济，仍能抵御新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