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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呀。

我唱戏呢，看到台上乌七八糟的我就受不了。那时候有一个主演，她演《盘丝洞》，演员穿的就是那个紧身的、肉色的丝绸，披着斗蓬，到台上一亮相的时候那么一敞，把那些财主呀叫干爹呀什么的，旧社会逼得女演员都这样了。可怜！

我呢，小时候演戏，也懂得很多，我有意地在场上做我自己的。我的演唱有京剧的训练，也受过我姐姐严格的训练，所以咬字有我自己的习惯。我清清楚楚地唱，但是旧社会保守，你只是一个小孩子，戏班里大角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小孩演戏那不行，想干什么不让你干什么。你想干，乐队不给你伴奏，记得有一出戏是唱一个什么腔，我这个腔就是现在这个腔，也就小花腔，华彩的小弦律，“我爱他呀他爱我”。有一次被打鼓的摔了鼓件子，他不干了走了，给我扔下亮台呀。后来呢拉别的乐器的一个年轻的小学徒，把大弦抄起来了，把我这台戏给救下了。

后来我还要到他家里磕头请罪：“师叔，你帮了我一个忙，您兜着我一点吧，兜着我这碗饭。”我求他来给我伴奏。这就是旧社会呀，你想创造，根本就没门，这是一个例子。还有呀，1946年我和小白玉霜合演一出戏，叫《舞女恨》。小白玉霜演母，我演女。有一出唱了四句慢板，是我自己编的，观众在那场戏跟着我流泪。好，下次再唱保守势力给我去掉了，也有那种同行是冤家，也有保守势力。这叫“割藤”，自己喜欢唱的戏不许唱，比割身上的肉还难受。但是，我还是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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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你结婚，是要你教我文化（1）

我再说一点我和祖光的事情，我和祖光的结合也是我对文化的追求。我跟祖光也没恋过爱，先结婚后恋爱，我老那么说。我知道“吴祖光”这三个字还是在旧社会的时候。1946年我演《风雪夜归人》，这出戏是吴祖光写的剧本。当时是唐怀秋老先生介绍给我的，因为我是在文明戏班演戏，演老旦从年轻一直演到满头白发。那时我才十六七岁，我演这样的戏演得很认真，满堂的儿女、孙子、媳妇，都是大演员，盖三省演的儿媳妇。这出戏就像《钓金龟》那出戏的意思，讲不孝的儿子，讲溺爱出不孝子。

唐怀秋看到我演过很多的戏。另外我看了吴祖光很多的电影，早就知道有个吴祖光，田汉呀、蔡楚生呀，洪深呀，这些人在我脑子里都是老人。吴祖光跟他们这些都是一块的，电影导演、编剧呀。

1949年到北京，我一到北京就落户在天桥。当时的天桥是最底层劳动人民娱乐的场所，小戏院子，土台子。在天桥演出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经历，当时人民市政府的秘书长叫李红霞，他很喜欢我的戏，也很培养我。1949年我到北京还是十九、二十岁，还是小孩嘛，他介绍我认识了很多人。后来我就拍《刘巧儿》了，演出了很受欢迎。像那些新词：“我爱他，能写能劳动……”这都是我自己喜欢的词，也是我编的。“回家里能给我做先生”，那动作很有意思，用手一比：“回家他能给我做先生……”用手一比就写字，然后一笑，一转身。这个动作变成观众最爱的，也是我真挚的心情，这样就轰动了文艺界。周扬同志也去看戏，后来我也到怀仁堂去演出，这戏演红了。

老舍先生对我很关心，我最喜欢老舍先生，他又说一口北京话，带着亲切。当时有一个问题，谁都关心给我找一个对象，镇压反革命的时候，老舍常到我们那儿去，因为天桥那个时候最热闹，又封闭妓院，又镇压反革命四霸天，又枪毙活阎王孙五，这么热闹，老舍去得最勤。我们都是受苦受难的演员，让我们揭发呀、诉苦呀，所以老舍先生成了我们的知心朋友。

他很关心我的对象。我说我要找女婿，那时候不叫对象，不会说，我说我就要找一个有文化的。我从小就敬佩先生，我是睁眼瞎呀，自己名字不会写。不愁吃，也不愁喝，也不愁唱戏，乐队齐整了，也不愁戏衣没有了，就是愁我自己没有文化。所以，我得找一个有文化的女婿，他得是我的老师，他能帮助我。他说有文化就行嘛？我说不行，光有文化不行，他还得教戏，教我表演，是我的老师，这人还要大一点。

这样他经常讲很多很多名字，介绍了一些人。刚解放那会儿，要找对象，那些干部和文艺专家还真不少。一说天桥唱评剧的新凤霞，都挺注目的，介绍的人也不少，有很多有名的，我一挑就挑上了吴祖光。因我有印象，我演过他的戏，在我印象当中他是老头呀，老舍先生也没说他不是老头。

有一次开会，这个会我一直记得清清楚楚，那还是在刚刚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