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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公开的工作或场所，所以我又决定考音专，三考，3次考音专的经历。我又开始了一边念书一边教书，在女子中学教音乐。更主要的是参加我们的剧联与凌晨乐小组的活动。

开始我们也试图在学校发展一些进步的青年，做一些什么活动，后来发现学校很紧，许多同学胆子也小，说点什么事都偷偷地不敢大点声说话，所以当时也就没有过多地开展校内的活动。学校外面呢，在电影方面聂耳组织了一个为电影配歌的组织。可电影录完音了，组织也就散了，所以一句话，当时我们没能干成什么太多的活动。后来一直等到聂耳要走了，他介绍我去找联华的合唱团，还可以用他们的合唱团，可结果我去了以后，他们说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合唱团，是电影需要配音的时候，大家凑起来唱两天，录音完了，也就完了。所以我感到也不能靠他们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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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离开武汉，在上海开展音乐活动（2）

这时我们剧联音乐组的组长张明（后来是电影学院的院长）告诉我说沙梅到苏州来了，他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但你不要让他参加到组织里来。这样我找到沙梅，我们组织了一个合唱团，他说他的一个同乡有一个学校，我们可以利用学校的星期天去唱歌，利用教室他们可以不收钱。我们也就开始写些歌曲，组织人来唱，当时唱歌的人算了算两方面凑起来大概有十几个人。也有戏剧界的像崔嵬、丁里、塞克等人都来了，我们开始人少，先唱起来，因为是在法祖界，第二次他们来，就被发现了。这样我们就开始准备两套歌谱，一套是公开的，一套是我们要唱的，就放在下面，一般他们来也是在教室外面看看，不进来，后来练了一段时间感到还是很不安全，又搬到一个电影公司的制品厂，这样你唱歌他不会太注意，电影公司是要练唱歌的，后来我们还吸收了一些电影明星。当时江青还参加了，还有不少演员参加，可后来发现也不行。这个地方比较偏僻，不少人说来就来，不来也就不来了，所以又搬家了，搬到闸北一个小学唱了好几次。

这个合唱团慢慢发展起来人就多了，有各方面的人参加，学校的音乐老师，演员、职工等。后来又搬到一个商场，这里有一个好处，他是公开出租，你出钱租那个地方，他也不管你是唱什么歌，外人也不太进去，所以在那个地方唱的时间比较长。后来感到光唱歌还不行，还要培养干部，我们就在我们业余合唱团里，组织歌曲研究会。主要是培养作词作曲，所以叫“作词作曲研究会”。研究词怎么写，曲怎么写，讲点作词的基本知识，分析点作品，这样大家通过学习可以练习写一点作品，后来很多人也可以正式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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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抗战歌曲，“不管你，我们干我们的”

当时主要写一些抗战歌曲，到了牺牲的关头了就该抗日了，写群众心里想说的话。后来恰巧正是西班牙战争的时候，我说我们还应该写点国际题材的东西，这时星海也写了一些，我也写了一些作品。我们这个合唱团有了新的创作，也有了新培训的干部，这形势就不同了，不断地有新歌唱，同时我们还找了一些国际革命歌曲，有苏联的，法国的，日本的，美国的等等，所以后来我们合唱团成了一个中心了。

所以我们这里唱什么，很快别的歌咏团他们也唱起来了。我们还经常提供资料给他们，那时不像现在，那时只要你唱就是好事情，无条件地提供给他们。

歌咏团这么多，我们后来感到指挥不行，考虑组织一个学习指挥的班让大家来学习。当时星海在国外学过指挥，所以我们马上把各歌咏团的指挥组织起来学习。这样作品有了，指挥也有了，合唱团就更加红火，干部也逐渐成长起来了。有不少人既参加了指挥班，也参加了歌曲研究会。所以有一段时期忙得很。有时晚上还要到女青年会办的夜校去讲歌，我自己教了几个学校，他们也教了几个学校，当时上海大概十几个女工学校，差不多都是我们教的。

虽然有了作品和指挥，但是词曲的概念很多人还不是很清楚，词为什么要这么写？曲为什么要这么写？为此，我写了几篇文章。

不过后来大家也是知道的，社会上有部分人是反对我们的。他们不是正面反对说你如何不好，他是说歌咏团唱的歌都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意思，水平差极了。有人就讲，聂耳的歌曲写的是什么呀？说什么“中华民族到了”停一停，太幼稚。他们是按教课书来批评，说我们不懂作曲法。我们说你才不懂作曲法，我们使用的是一种新的作曲法。所以有很多这样的争论发生。但我们当然还是顶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