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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边说：“你不要走。听我一句话。”

回去以后，在“西战团”我们又搞武工队，演了好多戏，还办了好多期农村艺术训练班。我们办了晋察冀乡村艺术干部学校，我当校长，培养农村剧团的导演、演员、剧团干部，办得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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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岁月，雕刻中国第一枚毛主席像章（1）

在敌后活动到1944年我们又回到延安。

我们沿途行军，一边行军一边演出，走到哪儿演到哪儿。每天要走六十里，从河北走到延安要一个多月。

有一件事情可以谈谈。王昆生孩子，夜里头走到一个高山顶上，肚子痛，要生了，这可怎么办？在高山顶上，又刮着风。我们就把皮大衣全都脱下来。大家拿着皮大衣，六个人围一个圈就是一个帐篷，顶上边再盖一个大衣。我们有一个男卫生员，平时给上点二百二，吃点奎宁。他给接生，就在草地上。夜里，而且是在敌战区，不能点灯怕被敌人发现了。当我们听到孩子哭了，哎呀，这个心情啊，高兴极了。完了以后，一个人拿着大衣把孩子一裹，王昆往背上一背，下山了。下山以后，我们还要行军，王昆不能带着孩子走，坚壁在老乡家里。

我们到延安以后，差不多两个月，她一个人才回来。听说我们把她留在老乡家了以后，她得了产后热病，村子里的支书到敌占区的县城里给她请中医，看病、吃药把她救活了，但是孩子死了。等到回来的时候，她是一个人回来的，那种生活是很苦的。

郎宗敏也有个孩子，回延安时要我们轮流给她背。有一次我背着她的孩子过山西。山西有个高山叫骆驼岭，像驼峰一样高。我背他的时候是春天，拿我的被子包着。那天夜里，下小雨，棉被越来越湿，也越来越沉，我手扒着山上的草，脚底下站不稳，就这样你背一段，我背一段，现在这个孩子已经上大学了。后来我就得了一个病，一直到现在都没法治。背着他走路，衣领都翘起来了，雨水落在脖子里，回延安以后没多久我就发现我这儿痒，一抓没有激灵，到医院用针刺也没有激灵，那地方的神经坏死了。左手后来也有点酸麻，直到现在没法弄，落了这么一个病。

我们这些老战友，确实是同生死共患难，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创作，合作得很愉快、和谐。非常想念这些老同志，有时真的感到比亲人还要亲。

凡是在北京有什么会议，他们总要到家里来。有一次来了好多人，吃点，喝点，玩玩，吹吹牛皮，都在我这儿不走了，就睡在地板上。晚上洗脚，拿了一个大澡盆，围了一个圈，五六个人都脱了鞋洗脚，你搓搓我的脚，我搓搓你的脚。我的女儿在门那儿扒着门看，看爸爸和叔叔、伯伯们洗脚，挺好玩。

等他们走了，第二天，我女儿跟我说了一句话，说：“我这才知道什么叫老战友。”很有感触。

1944年，我们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做了一些演出。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农村生活了六年回到延安，带回很多前线的戏剧，在延安普遍演出，影响很好。特别轰动的有一个戏叫《把眼光放远一点》，作者是胡丹佛，我演老大，陈强演老二，李百万演儿子。还演了《粮食》、《纺棉花》等很多戏，带来了新的气象。

后来西北战地服务团解散合并到“鲁艺”了。我在“鲁艺”戏剧系教书，同时也演戏。演了一个戏叫《前线》。《前线》是苏联考涅楚克写的。我演柯尔罗夫，王大化演奥格涅夫，导演是舒强（据查是王滨、沙蒙，舒强是演员，可能记忆有误——整理者）。

我记得在“鲁艺”演了几个戏，《前线》是一个，还有《把眼光放远一点》、《前方在演戏》。《把眼光放远一点》，萧三还给我写了一篇文章。在延安这个时期，我除了教书以外，演了几个戏，还排了几个戏，有一个剧本叫《粮食》，陈荒煤编剧，我导演，演员是田方。

有一天我正坐在小板凳上排戏，排着排着有人说话，哎，哎，这个样子，怎么怎么。一看是总理，坐在我旁边，导演开了。我很激动，站起来。他说：“还是坐着好。”坐在那儿聊天，他说，他演过戏，在南开的时候，男扮女装。我不是雕毛主席像章吗？原底让总理拿去了。

总理说，你这个像雕得很好，把主席的气质雕出来了。你能不能给我看看原底？我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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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岁月，雕刻中国第一枚毛主席像章（2）

我那是在一块碎砚台上雕的，然后翻砂。总理看了说，很好，你能不能送我？我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