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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本一时未能决定，一切政治，均已停滞而不能进行，甚非国家之福。忧心如焚，莫知所措，惟有恳乞钧院，审各省公民请愿书，迅予表决，救国救民，利赖实深。锡山忝列军人，罔识法理，越俎言事，亦自知罪，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心所谓危，难安缄默，冒昧渎陈，惟乞垂察。同武将军阎锡山铣。

为了不使袁世凯怀疑他赞同实行帝制的“诚心”，阎锡山在亲电袁世凯表示拥其称帝的同时，还指使山西商务总会、山西各处商号票号，甚至指使其父亲阎书堂以山西“公民”的名义，分电袁世凯政府，请求早废共和，速立君宪。

袁世凯承认帝位后，于1915年12月21日策封要员。冯国璋等封为一等公，唐继尧、阎锡山等因劝进有功，被封为一等侯。对此，阎固然不会引为荣耀，但也未公开表示反对。当时正值河边村阎府一座二层小楼刚刚完工，村民建议取名“得一楼”，阎未反对。

在袁世凯热衷于帝制自为时，西南地区正酝酿着一股倒袁势力，主要领导人就是曾任滇督、一度受袁世凯赏识的蔡锷。阎锡山与蔡锷本是留日旧友，二次革命时表面态度也颇一致。蔡锷1913年底被调离云南赴京时，即察觉到袁世凯将有异图，于是约同阎锡山、张绍曾、尹昌衡、蒋方震（百里）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用以联络知音，对付非常事件。此时，阎锡山曾派李敏之（名敏，云南人，与阎日本同学）赴京与蔡锷秘密联系，“数度往来京并”。　1915年秋冬蔡锷与梁启超等密商潜返云南前，曾以壁间所悬“雅量风清兼月白，高情涧碧与山红”之带框湘绣对联　，托李敏之携赠阎锡山，暗示将要离京出走。

这些说明，阎锡山与蔡锷二人确实情谊匪浅。但当蔡锷回到云南，统一了云南各派力量，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发起护国战争时，阎锡山为了保护自己，并显示出对袁世凯“忠心”不二，竟然公开表示反对护国讨袁。12月29日，阎锡山致电北京政事堂，不仅再次表示自己赞同帝制，而且对参与发起护国战争的唐继尧等人大肆诟骂，批评他们是不忠、不义、不仁、不智之徒，主张应立即出兵讨“逆”。电文内容大致为：“……自闻滇事发生，迭径吁恳皇帝明发谕旨，遣师讨逆各在案。查阅该逆等通电，措词狂悖，实属叛迹昭彰。此次改定国体，统以法定手续，以正大之机关，征真确之民意，全国一致…可知国民厌弃共和…盖*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戴在约法，中外咸知，故国*张君宪，虽元首不能不勉从民意。迨至万姓拥戴，责以大义，我皇帝犹谦德不居，复径国民代表再三吁恳，乃始俯顺舆情，允主中夏，虽欲诿避，无以自解。唐继尧等逆，前通电各省，以非帝制不能救国为言辞，复迭次劝进，主张甚力。今乃忽翻前议，谋害国家。该逆等叛谋昭著，与云南全体人民赞成君宪，推戴圣主之意，大相违反，诬蔑元首，不忠；反复无常，不义；拥兵作乱，陷害生民，不仁；去顺效逆，谋覆主国，不智。似此不忠、不义、不仁、不智之徒，于官为叛，于民为匪，总其通电之词意，全属乱党之行为，非受迫协，失其自由，即与通谋，甘为祸首。设该逆等，意存割据，暗借外援，是自启分裂，以速灭亡。滇省人民，竟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后患何堪设想？拟恳皇帝乾纲独断，褫革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官职荣典，宣示罪状，俾中外人等，咸知该逆等，不惟云南之罪人，实为国民之公敌，万不能因二三叛臣，致碍帝制。一面仍乞迅派劲旅，以苏民困而遏乱萌……”

二、媚袁固位　肆允袁氏称帝（4）

时序进入1916年（洪宪元年），袁世凯矫情不登皇帝大位。1月8日，阎锡山接段芝贵、陆荣廷、赵倜、孟恩远等来电，请联名或各自发电促请袁世凯早登大位。为虚与迎奉，阎便于次日单独上电袁世凯，表示山西军民对于君主政体极为拥护，对云南护国起义敌忾同仇，请袁勿以滇乱为意，应早日登位：

臣伏思陛下首出庶物，天泽之分已定，只以即位大典未行，人民悬望，呼吁出于至诚。即亦曾以早登大宝，屡渎圣德，均属情不自已。至于滇逆小丑，势力穷绌，天讨所至，立见消除。此等二三反徒，无关大局。巨受恩深重，督晋已久，地方情形，知之素悉。默察境内人心，安谧如常，边外防务虽重，经调遣劲旅、扼要分驻，足资策应。所有保卫地方之责，谨当督率所部，完全担任，决不至稍有意外，上劳宸廑，伏乞皇帝早日登极，以慰率土归依之愿……

然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运动方兴未艾，不仅革命党人、立宪党人群起反对，就是北洋系营垒内部也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