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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心的年轻男孩组成，他们在墨西哥股市交易股票，闭市后就聚在一起玩多米诺骨牌。许多俄罗斯寡头在学生时代就进军商业，充分利用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试探性改革的有利条件——当时从清洗窗户到计算机编程等众多行业都开放式运作。

于是，超级精英的圈子就此形成。许多成员花了大半辈子时间拼命挤进这个圈子——就算竞争不是从幼儿园开始，也是从高中开始的——他们激烈地争夺精英大学的录取名额。“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隐约记得大学时光是如此美好，他们频繁参加社交聚会以及更清楚地认识自我。而对于有望成为未来前1％富豪群体一员的学生而言，他们必须艰苦奋斗，创立公司或是交出漂亮的成绩，进入像高盛或麦肯锡那样的精英公司。另一个体现这种转变的现象是，青年精英会服用违禁药物“阿得拉”（Adderall）。一位普林斯顿的工程师告诉我，这个药的巨大好处在于，你可以连续学习24小时，不会开小差，也不需要睡觉。

资本孤儿

对于成功人士而言，无休止的工作步伐还在继续。超级精英成员的标志之一是“飞行时差综合征”。小说家斯科特特罗将超级精英阶层称为“飞行阶层”，“一周有四个晚上都要离开家”是这些“资本孤儿”地位的象征。某著名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最近为庆祝女儿从大学顺利毕业，他和女儿一起登上了乞力马扎罗山。他对朋友说，两周的短途旅行是他和女儿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

“他们赚了很多钱，但工作非常艰辛，父亲几乎见不到孩子。”霍莉彼得森如此评价上东区的金融家。他们生活的动力不是文化发展、四季变化或是家庭传统，而是最近一笔生意的要求或市场情绪。当马克扎克伯格回绝了尤里米尔纳的初次生意邀约后，这位身家千万美元的俄罗斯投资家第二天出现在“互联网神奇男孩”扎克伯格在美国加州帕罗奥图的办公室里，往返飞行距离长达12000英里。2010年11月，某顶尖私募股权公司的法定继承人、现任二把手告诉我，他即将踏上类似的旅途。某个周三晚上，我们在麦迪逊公园附近喝酒。他告诉我，他要飞往首尔，需要在晚上8点前动身。他计划参加一个90分钟的会议，需要往返飞行14000英里。仅仅在48小时前的周一，他认定的合作伙伴邀请他前往韩国。他告诉我，“这是对彼此承诺的一次考验。”2011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时，纽约交易员将他们的起床闹钟设定为凌晨两点半——正是法兰克福开市铃声摇响之时。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投资者甚至彻夜不眠。

透过华尔街的电子邮件收件箱，你可以一瞥金融家的工作状态。2010年春，奥巴马政府首次提议对百万富豪征税时，一封匿名长信在交易员中间流传，一些记者也收到了信。信的开头声明，“我们是华尔街员工，”然后继续描述交易员紧张的工作日：“我们清晨5点起床，工作到晚上10点，甚至更晚。我们有头寸时通常都顾不上起身去厕所。我们只有不到一个小时吃饭、午休。我们不要求组成工会。我们50岁退休，连养老金都没有。我们的高报酬和艰辛付出是相称的。”

摧毁“自我”的机器

超级精英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高层工作非常不稳定，而且越来越不稳定。在过去10年里，《财富》500强企业首席执行官的平均任期从9。5年下降至3。5年。在“食物链”的底端，情况也是如此。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蓬研究华尔街放松监管和工资飞涨间的关系后发现，金融家的工作非常不稳定。即使你自己开公司也无法完全躲避市场的不确定性。2011年，在布达佩斯中欧大学召开的关于投资心理学的学术研讨会上，乔治索罗斯对与会的学术人士说，“市场是摧毁自我的机器。”大众文化教我们将华尔街的大佬想象成趾高气扬的宇宙统治者，但这只对了一半。他们同时也是长期殚精竭虑的一群人，总是担心最近一笔千万美元的交易是一个会让他们丢掉饭碗的错误决定。“完全世俗”的索罗斯在同他的团队讨论投资失误时，将这种失误称为“罪恶”。

“如果你试图打造像苹果或者谷歌一样的世界，成功的关键全在于极度的高效率。高层人士一直在更新他们的模式。这真是个残酷的世界，你必须时刻保持警惕，随机应变。”巴西首富、世界十大富豪之一、石油和矿业大亨埃克巴蒂斯塔告诉我，“三年前，我们对平板电脑一无所知，不是吗？但如今平板电脑彻底颠覆了个人电脑的世界。苹果具有创造巨大变革的远见卓识，所以，祝贺苹果成功了。想想平板电脑带来的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