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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的撮合下两人就结婚了。她的父母很反对这门亲事，女儿居然没要一点彩礼，而她自己除了两床被褥外什么也没有，就在学校的单人宿舍里安了家。

这一年让二人非常难熬。结婚时亲朋同事送了贺礼，他们用那些钱付了酒席费用。同学和同事很快也开始订婚、结婚、过满月了，邀请他们。这下他们着急了。他每月60多元工资，她一月才挣12元。可是给朋友随礼一次就得20元，亲戚要30至50元。结婚以后，他几乎每月都去财务那儿借工资。一年以后，两人决定再也不参加任何亲事了。二人本来也是不好交际之人，这以后同事和亲戚就很少跟他们往来了，二人的生活圈子也越来越小。

第二年，女儿出生了。满月那天，他把两家的父母兄妹请到自己那个狭小的家里吃了简单的饭菜。众人问起孩子的名字，他有点激动地说：

“我早就想好了　，就？##В　？

大家都认为这不是个女孩子的名字。

“教师太苦了！我起这个名字就是不希望女儿以后再当教师，也希望我们教师的待遇能好起来。教师的‘师’字摘掉帽子不就是个‘帅’字吗？”

以后的日子更加艰难，两个孩子相继出生，奶粉就是一大笔开销。更让他们痛苦的是，单位的同事逐渐跟自己疏远，出去喝酒吃饭基本上不会叫他俩，渐渐地领导对他们的不识好歹也很生气，经常给两人小鞋穿。家里逐渐添置了彩电、洗衣机、组合柜，都是从牙缝里攒下的。除了过年老家给几斤猪肉外，一年几乎不买肉。很少买大米，就吃老家产的小米和土豆。孩子们也很少跟别人玩，放学了就在家写字看电视，性格变得孤僻。

他俩手头好像从来没宽裕过。过了几年，他们在学校旁边她村里批了块地，盖起了两套楼板房。除了欠下一屁股债，单位的日子也越发难熬了。大家嫉妒他们的房子，同事更加孤立他俩，到处撒布他家的穷日子和不通人情；领导经常开会莫名其妙地批评，还把他发配到了小学。她无处发火，只好拿孩子和老公撒气，父子们一看见她就不敢吭气，日子就在这种郁闷的环境下渡过。2000年，她终于考上了成人大专，自费去省城读书两年。

她转正后，家里确实喜气洋洋了一番，虽然有欠款，还是看到了曙光。可一看周围的同事，都成了一帮年轻人和快退休的老教师。当年一起的同事不是升职就是到了县城，而自己15年了，还呆在这个剩下不到80名学生的东川学校。女儿明年就要去县城上高中了，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回县城了？

就在这年的元旦，他当年的高中同学聚会。自结婚后他几乎没跟同学来往过，那时，他才感到自己过的多么落魄。人家有当县长的、乡长书记的、校长的，当年落榜的不少人竟成了大老板，个个财大气粗。看看自己畏畏缩缩的样子，回家后好长时间都闷闷不乐。过了年，他做了个大胆的决定。首先去求在银行上班的表哥贷款两万，然后把这笔钱送给当副县长的同学和教育局长，争取调回县城。

提着茅台酒、中华烟，他战战兢兢地敲开了县长同学的家。老同学没有一点架子，招呼他坐下。听了他的境遇，很是同情，责怪他早不行动，并一口答应帮忙。他拿出钱来，县长生气了，“你这是干嘛！老同学还用得着吗？再说，我也不缺这点钱。”他感动地当场就落下泪来。

当时煤城最实惠的单位就是教育局，想调回县城太难了。他在县长同学的授意下给教育局长送了一万。还是很幸运，她居然就调到了煤城最好的小学，但他还在东川，教育局说两口子能调动一个就很照顾了。

夫妻两地分居，他经常乡下城里两头跑，但收入还是比以前好多了。城里的家长对孩子特别重视，好多家长每个学期都给老师送红包，一家比一家多。隔三差五有家长请吃饭，无非就是希望老师能多照顾自己的孩子，上课多提问，作业认真改。那时她还没当班主任，周末还是有家长把孩子送到她家里补习。一年下来，居然有几千块的补课费。她自己也破天荒头一回买了几套好衣服。

第二年，他对调动的事更加上心。也不怕去麻烦同学了，教育局长的办公室和家里跑了好几回，当然每次都不会空手去。正赶上新成立的三中需要不少老师，他很幸运的到了县城。

煤城的学校一直很紧张，农村“普九”时盖的漂亮学校几乎没有学生了，都随打工的父母住到了县城。从小学到高中，每个班的学生都在###十人。学生的座位就成了家长焦心、老师头疼的事了。煤城人不是有那句名言　“送点钱还不行吗”？家长生怕自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