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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怀处理。

记者出身的邹文怀初入邵氏，头衔只是宣传主任，负责的却是公司大小事务。他与好友何冠昌为邵氏打造黄梅调、武侠片两大影坛潮流立下汗马功劳，实权早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惜职务始终仅限于宣传主任和制片经理，至多做到“副总经理”。期间“总经理”几度换人，虽无实权，名义却压在邹文怀头上。

后人对邵逸夫如此用人颇为不解，政界出身的大导演张彻却一针见血。他当年的上司蒋经国曾经提出一套用人方针，即“头等人才，三等职务，特等权力”。邵逸夫与之不谋而合，正所谓“位卑则权轻”，实权只能由老板来给，将来功高震主或一朝失宠，没有头等职务在身，也容易一脚踢开。张彻赞邵逸夫“用人方针”暗合中国政治文化，六先生也颇为自得，可惜仍然百密一疏，犯了错误，给公司带来极大损失。

毫无疑问，作为头等人才，邹文怀在享有特等权力的同时，绝不满足只任“三等职务”。来邵氏一段时间之后，邹文怀就发现，不管自己再怎么勤奋努力，再怎么创下丰功伟绩，也不会成为股东或老板。因为邵氏是家族企业，公司章程上已经标明：所有主要股东都必须是邵家的人。再者，邹文怀后来掌管制片部，与何冠昌、蔡永昌一班心腹掌握制片大权，枭雄如邵逸夫，自然心存忌惮，于是派红颜知己方逸华进驻邵氏，先主管采购部，任何道具服装采购经费，都需找她报批。方小姐凡事务求节俭，又因与六先生关系特殊，可以不理会任何人，自主削减经费。这样一来，也就达到了邵老板削减邹文怀权力的目的。

不过，邵逸夫忘了一点，此前由于周乃文离开人手不足，部分发行工作曾交给邹文怀负责。通过与各地发行商当面接触合作，邹文怀已积累了足够自立门户的资源。方逸华的出现，正好成为他离开的导火索，对此邵逸夫早有防备，是以邹文怀并没像当年李翰祥那样带走很多人，只有何冠昌等几位好友，还有武打明星王羽愿意追随。邹文怀的新公司（胡金铨提议）叫“嘉禾”公司，初期创业艰辛，但随后因邵逸夫的悭吝个性与家族企业的寡头特征，先后对李小龙、许冠文做出“放弃”的选择，反而被邹文怀坐享其成，最终令嘉禾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影坛伟业！

造星：重金打造　廉价片酬

后人对邵逸夫“怠慢与李小龙合作、不接受许冠文利润分红的要求”深表遗憾，认为乃决策失误，邵逸夫此举当年亦被影界同仁戏称“捉到鹿却不懂脱角”。其实以“六老板”的智慧，又怎会窥不透个中玄机商机？只是从他的利益立场和公司大局出发，放弃李小龙、许冠文是必然的选择。

邵逸夫自回港改组邵氏制片业伊始，就立意效仿西方资本主义管理制度，采取流水作业生产策略，投资、制作、发行、影院一条龙，所有业务环节皆由邵逸夫统一管理，强调专业水准。对于不满意的粗剪*，邵逸夫的处理方式有两种，一是尽量补拍，好歹凑成一部电影；二是付之一炬，不能影响邵氏品牌。对于六老板这两种极端做法，很多人表示不解，其实想来简单，无论补拍还是烧毁，目的只有一个：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

百年孤独：邵逸夫影坛得失奇录（4）

邵逸夫斥巨资建成的清水湾片场堪称亚洲最大的电影“梦工厂”，连好莱坞影人参观后都惊叹不已。在清水湾，大部分演职员都住在一起，工作在片场，休息在宿舍，对此邵氏公司称为“理性管理”。不过，让当代影迷惊奇的是，当年演员的片酬居然比武师低（譬如混武行的姜大卫，如果不是张彻极力游说，宁可做替身多赚钱也不愿做演员）。原来“邵氏”改组兄弟公司初期，就深知明星包装与品牌打造的必要性，因此积极推行“电影明星制”，除了以高薪或优厚条件挽留林黛、李丽华等成名红星外，也积极培养新生力量。成立于60年代的南国实验剧团学员训练班就为邵氏输出了大批新星，如王羽、罗烈、岳华、郑佩佩等，后来都名噪一时。

对于自己旗下的明星，邵逸夫一向不吝心思包装，当年邹文怀做宣传部主任时，就主抓《南国电影》等娱乐杂志，专门报道邵氏影星拍片动态，满足观众追星需要。不过，与同时期的粤语片明星陈宝珠、萧芳芳不同，60年代的邵氏明星虽然得享大名，除了电影宣传之余，市民却很少在公众场合看到他们。说到原因，居然是这些邵氏演员薪酬实在太低，只能住在寒伧简陋的公司宿舍；想出席宴会穿得体面些，都要去服装部借衣服；出行又不能搭巴士、坐公车，因为会影响公司形象。郑佩佩回忆当年就颇不平，拍粤语片的陈宝珠每年拍几十部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