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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本、伍廷芳为正副总裁。沈为大清律例专家，为刑部当家侍郎。刑部必有一当家侍郎，上奏定罪，非当家侍郎核准不能上，但限于命案，此是慎重人命之意也。

又聘日本民法大家岩谷博士、刑法大家冈田博士为顾问（两博士兼教授进士馆）。刑法及刑事诉讼法草案，均已告成。新刑法已废止体刑，及非法拷问，死刑改斩为绞，凌迟已废，流刑改为徒刑服役，不遣戍。商法已由商部订定颁行。讲到刑法有一插曲：当资政院成立后，依照立法程度，刑法法案，提交资政院审查，经过三读，才算成立。惟对于奸非罪一章，新旧两派主张不同，新派主张*有罪，和奸无罪。旧派主张，和奸亦有罪，惟轻重不同；双方展开辩论甚烈。总之新派以人格立论，旧派以风化立论，辩论好久，终不能决。后以投票表决，主张新者，仅多二票，通过原案，可见其时一般人的心理。之后，又设立宪政编查馆，将考察宪政大臣携回的资料，都交宪政馆编查参考，以张南皮为总裁，网罗新旧名士为编纂，筹备立宪事宜，余所记者，有严璩、施愚、张一、顾鳌、吴向之、方枢、江庸、汪衮父、章仲和、陆闰生，余亦滥竽其间，仍以宝瑞臣为提调。张南皮每周开会，必亲自出席，携带家制四川豆腐脑一樽，菜碟四色，白干一壶，与馆员共餐，边饮边谈，谈笑风生。南皮身矮而声宏，银髯飘飘，道貌俨然，说话带四川音。他不喜用手续、取缔等字，见到这等字，指为外国语，即打一红杠，后看了选举法草案，此法于行宪最为重要，故编辑时，大家对于被选举人之资格，选举规律，监督选举种种，都照各国成法，防弊极严，甚至请客送礼，在所必禁，金钱贿选，定罪更重。南皮看了，掀髯笑道，诸君定法，真想得周密，中国初次立宪，人民对于选举，稍有越规亦是难免，连请吃饭亦算犯法，若照法认真执行，恐人民连投票也要视为畏途了。南皮的话，足见中国那时行宪之困难。他对选举法用公民两字，亦说是外国语，后改为选民，沿用至今。

我与汪衮父、章仲和、陆闰生四人，每逢新政，无役不从，议论最多，时人戏称为四金刚。宪政馆第一大事为起草宪法，公推李柳溪（家驹）、汪衮父为起草，另推若干人为参与，余亦为参与之一。柳溪与衮父都是新旧兼通之学者，他们两人特在红螺山赁一小寺，静心研究，参酌各国宪法，采用责任内阁制，总理钦派，阁员由总理遴请钦派，国会两院制，人民应享之权利，与各国宪法相同。另设枢密院，以位置旧人。草案成后，在天坛开宪法审查会，由资政院选出议员廿四人，政府派十二人，宪政馆全体参与，只作旁听，开会讨论。由起草员逐条宣读解释，又由议员等质问修改，经过两月余，按照三读会，始行成立，名为大清天坛宪法草案。因适应时代，君权稍重，虽未实行，亦为有清一代之重要掌故。

十八　袁兼外尚革新外务部

项城内调为军机大臣，北洋新军统归陆军部节制。陆军部尚书铁宝臣，亦满员中之佼佼者，以为军权归入中央，即可中央集权；反对行宪，亦是此君。岂知小站新军由项城一手训练而成，将领都是项城的心腹，向来只知有袁宫保，岂铁宝臣所能转移。后以良赉臣之建议，加入日本士官出身之将领，意在分化原来之将领，反起了派别之争，成为革命之先锋，岂非人事之不臧欤。

项城又兼外务部尚书，就任后以外务部暮气沉沉，对于人事略有更动，以唐绍仪为侍郎，调周自齐、高尔谦、施肇基等为丞参，张荫棠、颜惠庆、朱子文、锺文耀等，均是那时奏调外部的。将旧日丞参酌放东欧小国，如瑞典、丹麦之类。设新闻处，以颜惠庆主其事，魏宸组、刁作谦诸人皆是先入新闻处。唐少川先生以英美外交家闻名，提议与英国商勘藏印界务，即派唐绍仪为勘界大臣，张荫棠副之。调津海道梁敦彦（号嵩生）升为侍郎。时印度尚属英国，西藏分前后藏，前藏为*喇嘛，主亲英，后藏为班禅喇嘛，主亲俄，交涉对象，仍是英国。英自袒印，以印藏界线早已议定，商议半载，毫无结果。遂以驻藏大臣易以张荫棠。驻藏大臣是优缺，历任大臣均由满员充任，卸任后，金银财宝满载而归。汉人为驻藏大臣，自此开始。后由英国提议，藏印划界，政府派陈贻范（驻英使馆头等参赞）为代表，英国派驻印度参赞马洪为代表，在拉萨开议，英代表提出议案，以西藏自治，及以藏印之间一山脊为藏印界线，陈代表驳斥自治案，此案撤回。英代表以界线非照英案不可，陈代表以藏印界线，有大清一统志为凭，坚执不允，相持至四月之久。英代表声言，若不照英案之界线签字，英国即与西藏单独订约，陈代表不得已于界图上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