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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一旦去位，则汉、蒙、回、藏即刻分离，洋人则会乘机瓜分中国。若要中国不被瓜分，非留现今君主名义不可。民主立宪党认为，别国可行君宪，中国则不能。不是说君主为满人，必欲以种族相仇之见而排除，而是因为君民之种族不同，则人民之权利必为君主所吞没。故君主一日不去，则宪政一日不能确立。

宣言书又说，两党相争在民主、君主这一点上，其他方面，如行宪政，发挥民权，国家领土不得分裂，满汉蒙回藏必须在同一政府之下等等则是共同的。两党的最后目标，即建立宪政国家以救亡图存是一致的。

宣言接着说，现在革命军兴，东南响应，北京政府与武昌军政府各以重兵相持，两不相下，不管谁胜谁负，都必然使得民生涂炭，财力困穷。若以保一君主为目的而使全国流血，君宪党人不忍为。若以保一民主为目的而使全国流血，民宪党人不忍为。两党都不愿眼看南北相斗而让外人得利的后果出现。

宣言书最后说，两党之政见何去何从，非两党所自决，必也诉之于国民公意。因而两党人联合发起国事共济会，意在使民主、君主这一问题不以兵刃而以和平解决，故发起国民公议，以国民之意公决之。无论所决如何，两党都必须遵守，不服从者即为国民公敌。实行本会宗旨之时，其对于北京政府之行动，由君主立宪党任之；其对于武昌军政府之行动，则由民主立宪党任之。

宣言书之后，又附了一个国事共济会的简章。

宣言书登报第二天，方表来杨度家，表示愿意入会。杨度很高兴，马上封他一个干事，拿出五百银元出来，叫他到天津闹市区租一间房子，挂牌办公。自从杨度离开湖南后，方表几乎成了一个失业者，没有经济来源。现在好了，他怀揣着五百大洋，兴高采烈地赴天津走马上任。

汪精卫对此事本不热心，他有许多事要做，登过报后，便不再过问了。

杨度则希望有很多人来参加国事共济会，把这个会办得热热闹闹。他又起草一个致资政院陈情书，请资政院议决具奏请旨，召集临时国民会议以决民主、君主问题。又起草一个呈请内阁代表书，请内阁代奏皇上，明降谕旨停战，开国民大会。

谁知七八天过去了，方表从天津来信说，天津本会无一人前来申请入会，问北京进展如何。杨度看到这封信后，心里只有苦笑。登他的门的人虽有，但都不是前来入会的，而是来指责他的。指责他凭什么自封君宪党代表，又讥笑他是哗众取宠，想出风头，这一纸宣言书于时局有何用？张謇、汤化龙等人则来电说，他们原来主君宪，而现在早已和民宪党一起干了，劝杨度改弦易辙。接下来是资政院根本就不开会讨论他的陈情书，内阁也不替他代奏。社会各界是如此的不合作，令杨度大为扫兴。

汪精卫来槐安胡同告诉杨度，武昌那边对他这个宣言书反对甚为激烈，一批同盟会的老战友甚至大骂他出狱后被朝廷收买了。同志们批评他，宣言书上说什么“以去一君主为目的而使全国流血，此民宪党所不忍为也”，这种话居然出自一个同盟会评议长之口，岂不是彻底背叛了同盟会的革命宗旨？推翻满虏君王就得流血，不流血，满虏小皇帝会自动退位吗？革命党人就是要以流血牺牲来唤起人民的觉醒，来驱逐满虏君王和他的大大小小的走狗，中国只有经过一段时期的流血后才会有新生的到来。关于国体的事，没有什么公决不公决的。老百姓昧于长期的君主制度，不知民主为何物，很多人只会赞成君主而不会赞成民主。革命党人是先知先觉，应当教育后知后觉。还有人怀疑此事不会是汪兆铭做的，汪兆铭的大名被杨度盗用了。！

于是汪精卫对杨度说，取消这个会算了吧，没有一点实益，徒招无穷口舌。杨度说看看吧。又过了七八天，入会的没有增加一个，说风凉话的越来越多。看来这国事共济会是绝对共济不出一个名堂来了，杨度无奈，只得吩咐方表摘牌回京。他自己写了一段简短的解散宣言，说几句“今者武汉血流，兵事方殷，和平解决之难已为天下所共见，共济会之所主张已归无效，特宣告解散，惟天下伤心人共鉴之”一类的话，交《民主报》发表了事。

杨度想：既然君宪党人不愿意与他合作共济国事，自己日后跟着袁世凯改行民主立宪，他们也没有资格指责自己背弃主义了。公开的目的虽没有达到，私下的目的则已达到了。

北京的国事共济没有任何收效，武昌对袁世凯却做出了出人意外的接纳。

已独立的十四个省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尽快组织一个临时政府，以便联合对付清廷。这个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