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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配合国内请愿派的活动，他在《顺天时报》上发表《布告宪政公会文》，申言自己力主速开国会，以救危亡的一贯态度。并尖锐指出，外人图谋瓜分灭亡中国，乃今日中国最为危险之事。同时又强调，只有实行君主立宪制，才是中国救亡图存的最好出路，而自己“本最初救国之怀，负天下安危之责，不以一时毁誉得失而易往昔之宗旨”。这以后他又上了一道速开国会折，大声疾呼“非速开国会不足以救国势之危”。奏折递上去后杳无音讯。他愤而交《帝国日报》公之于世，表示对国会请愿活动的公开支持。

以载沣为首的朝廷对宪政假热心真反对的态度，内外国事的日益艰难，使杨度的心情甚为抑郁，这期间虽有亦竹生女，静竹瘫痪渐有起色之喜，也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的快乐，而张之洞的病逝和夏寿田遭家祸请假回籍，又给他增加几重优愁。

刚办过七十二岁寿筵的张之洞便病入膏肓了。临终的这天中午，长子仁权慌忙上报朝廷，被国事搅得昏头昏脑的载沣这时才想起要去看看他。张之洞从武昌调到北京后，一直处在衰病之中，这次病情急剧恶化，其原因正是来自载沣。

半个月前，张之洞扶着病躯亲登醇王府，指出载沣执政以来许多不妥之处，其中最大的失策在于专用亲贵。兄弟连翩长陆、海军大权，实为先朝未见，望改弦易辙。载沣不但不听，反而叫他只宜静心养病，不要多管国事。张之洞身任疆吏数十年，早已养成了颐指气使的骄慢气习，现在做了领班大学士、军机大臣，一片好心为了国家的安危而不顾自身的安危，这个被他视同孙辈的年轻人，居然可以摆起监国的架子，教训他？张之洞当面不敢顶撞，回到寓所后捶胸打背高声叫道：“不意受此等气，今日始知军机大臣不可为也！”连叫两声后，大口大口的血便不可遏制地吐出来，从此一病不起。中外名医迭进方药，均告无效，病势日渐危险。但他头脑依旧清醒。见载沣来了，他仍想以儒臣的一片诚意，对这位年轻摄政王作最后一次规劝，使之明瞭亡国危机已迫在眉睫，从而猛然醒悟，振作朝纲。

当载沣来到病榻前时，张之洞勉强睁开眼睛说：“惊动王爷，心实不安。”

载沣说：“老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

张之洞十分吃力地说：“公忠体国，所不能当，廉政无私，不敢不勉。”

谁知这几句话大大地刺伤了载沣的自尊心。因为张之洞上次力谏他不该让两个兄弟做陆、海军大臣，其理由便是应避彻私之嫌。

载沣很不高兴地起身说。：“老中堂，你病得很重，不宜多说话。有什么话，等病好了再说吧。我很忙，先走了。”

张之洞想得好好的一番正言悦论无法说出来，气得闭上眼睛不理载沣。

载沣刚走，小皇帝的师傅陈宝深进来探视，问：“监国刚才说了些什么？”

张之洞轻轻地摇摇头，叹道：“他什么话也没说，也不让我讲话，大清国的国运已走到尽头了！”

张之洞将子孙唤到床边，吩咐仁权执笔，在他早已写好的“勿负国恩，勿坠家风”的遗训上再加几行字：“吾生平学问行十之四五，治术行十之五六，心术则大中至正。”

就在这天夜里，一代名臣张之洞带着无穷无尽的遗憾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张之洞死后不久，夏寿田的父亲、陕西巡抚夏时，被御史以贪污罪名弹劾革职。夏时六十五岁了，受此打击，旧病复发，卧倒西安寓所。他怕再也见不到儿子，修书一封到北京。夏寿田得书，立即请假赶赴西安。夏时在儿子的安慰下，加之医治得当，病渐渐好了。夏时执意要回桂阳老家。夏寿田对老父千里之遥的归途不放心，便向翰苑请了长假，一路护送回桂阳。

自从夏寿田离京后，杨度觉得京师的生活比往昔孤单多了。他从夏时的回籍想到袁世凯的革职，从袁世凯的革职又想到张之洞的去世，有时很有点时世苍凉、人生短促之感叹。

不料正在这个时候夏寿田回到了北京，当他突然出现在槐安胡同时，杨度一家真是惊喜万分。

夏寿田这次利用回湖南的机会，特地到了湘潭，看望了恩师，也看望了杨度的老母和重子、叔姬等人。又带来了一大包杨家捎带的土产。

杨度知道，夏寿田去湘潭，看望恩师自然是一大目的，他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去看看叔姬。当然，杨度不会去点破这一层，但心里有点责备夏寿田孟浪了。叔姬和代懿关系冷淡已经几年了，他这一去，会给叔姬带来更大的痛苦，冷漠的家庭生活将会因此而更加冷漠。听着夏寿田笑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