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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很快就像日本、德国、英国一样地强盛起来了。他们更加自觉地鼓动民众拥护朝廷，劝说持革命排满主张的朋友放弃武装暴动，一道以和平渐进的方式促进国家的进步。不久，厘定后的新官制名单公布，十三个军机处大臣及部务大臣，满七蒙一汉五，全国哗然，不少立宪党人也深为失望。但尽管如此，大部分立宪派仍盼望朝廷能将宪政推行下去。

立宪派的舆论领袖梁启超一面大量撰写关于立宪政治的理论文章，在《新民丛报》上接连刊登，一面联络同志组建新党。在蒋智由、陈景仁等人的活动下，１９０７年夏季，一个名叫政闻社的党派成立了。梁启超写了一篇政闻社宣言，公开发表，向世人宣示他们所持主义的四大纲领。一曰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政府；二曰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曰确立地方自治，规定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同时郑重声明，政闻社决不干犯皇室的尊严，也决不扰乱社会治安，只是履行立宪国家的国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的公权。

政闻社反对革命讨好朝廷的态度激起了革命党人的愤怒，当他们在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成立大会时，张继率领四百多个同盟会会员捣毁会场。有人脱下脚上的皮鞋击中了梁启超的脸，梁吓得夺窗而逃。会没开完就散了。

杨度虽然没有参加政闻社，并且对蒋智由等人在组党过程中谋私的行径多有不满，但对张继和同盟会中一部分人如此野蛮的行为非常反感。他愤而致书张继，谴责张带头破坏集会的本身便是违背宪法。杨度责问张继：“如果让你们这样的人今后成了功，那岂不是以暴易暴，百姓还能有自由吗？”

张继笑杨度书呆子气十足，根本不予理睬，气得杨度和他断了交。

这时国内拥护朝廷预备立宪的团体也相继产生。江浙一带成立了宪政公会，广东成立了自治会，湖北成立了宪政筹备会。主持这些团体的人都是文化界或实业界的名流，在地方上有很高的威望，官场对他们也优礼有加。这一天，方表特来告诉杨度，梁焕奎、范旭东等人正在酝酿成立宪政公会，有拥戴杨度为会长之意，问他肯否回国筹办。方表字叔章，湖南长沙人，弘文学院的留学生，因常给《中国新报》投稿，鼓吹君宪，受到杨度的赏识，彼此成了好朋友。年初杨度发起建立了一个名为政俗调查会的组织，方表是会中的活跃分子。

杨度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动了起来。这几个月里，他越来越觉得原先那个一回国便主持朝政的理想与现实脱离得太远了。

首先是《中国新报》令他沮丧。报纸刚创办时，由于他的《金铁主义》在每期上连载，引起人们的注目，读报买报的人不少，来势很好。但《金铁主义》一登完，再没有重头文章接着上，报纸的影响便立即下跌。稿件虽不缺，但好文章却不多。鼓吹革命的文章都投了《民报》，宣扬立宪的文章都被《新民丛报》搜罗。杨度自己要操办杂务，不可能腾出时间再写大文章，幸赖方表、陆鸿达、杨德邻等人还能时常有点够分量的文章，才使得报纸维持了下来，然而当初所希望的目标却没达到。由于销量不大，经费亏损厉害，古倭刀所换来的银元用得差不多了。虽说只要开口，滕原先生一定会支助，但杨度不愿开这个口。

再就是政俗调查会也不兴旺。杨度办政俗调查会，名义上是调查日本的政治和民俗，实际上是把它作为推行金铁主义的政党来办。但是，留学生中那些热心政治愿意参加会团组织的人，不是被同盟会招去，便是被梁启超的宪政会网罗，投靠政俗调查会的不过寥寥十余人，根本不能成为一个党派。

看来在日本再呆下去，也难以蓄养更大的名望，不如回国去为好。主持江浙鄂等省立宪会的人，如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人都是大名士，若出任湖南宪政会会长，社会名望也自然不低。梁、范都是财力雄厚的实业家，依仗他们的财力将湖南的宪政会办起来，再出面联络各省，自己不就成了全国推动宪政的在野领袖么！想到这里，杨度激动起来，他觉得应该立即收拾行装买舟渡海。他轻轻哼起了杜少陵的诗句：“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诗圣当年渴望回乡的狂喜给他平添豪情。他走到墙边，将挂在墙上的《湖南少年歌》取下卷起。这是他寓居东京四年期间最得意的一部作品，他要将它带回国去，张挂于故乡的书斋里。卷着卷着，耳畔忽然响起了甜甜脆脆的少女的声音：“爷爷，这篇歌行写得真好！”这不是千惠子的话吗？

几年来，每当自我欣赏《湖南少年歌》的时候，杨度的耳边便会响起这句话来，它给他无限温馨和美妙的回忆。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