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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在东京时，他们为建立一个革命团体的事反复商讨过。刘揆一到了长沙后，便全副心思投入到组建这个团体的活动中。经过半个月的准备，各方面就绪了。这个团体取名华兴会，对外叫华兴公司，以办矿业为公司业务，在长沙城南门外租一间屋，正式挂牌营业。入会者叫做入股，发给股票，股票即会员证。联络的暗号为：同心扑满，当面算清。这两句话，听起来像是生意场中的行话，其实隐喻“扑灭满清”之意。

黄兴当时公开的身份是明德学堂的体育教习。明德学堂的监督胡元倓也曾是留日生，明知黄兴在从事革命活动，他也不加干涉。为了更好地掩护自己，黄兴在回国途中，于上海参加了圣彼得堂的宗教仪式，并由该堂中国籍会长吴国光出具介绍信。一到长沙，他便转入长沙圣公会，与会长黄吉亭牧师成了朋友。

华兴会成立之初，会员近百人，黄兴被推举为会长，刘揆一为副会长，会员中有几个很活跃的人物。一个是章士钊，长沙人，２０岁。一个是宋教仁，桃源人，２２岁。这二人都是激进的排满派。还有一个胡瑛，只有１６岁。胡瑛是湖北人，少时随父母来湖南。不久，父亲和兄长都去世，他便依父亲的一个故友长大。他那时在明德学堂读书，受黄兴的影响倾向革命。胡瑛人虽小，却聪明胆大，黄兴喜欢他，让他参加了华兴会。另有一个河北人张继，２２岁。他也是留日生出身，与章士钊是好朋友，此时在明德学堂任历史教习。

华兴会的宗旨为“驱逐鞑虏，复兴中华”。黄兴和刘揆一认为不能仿效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的办法，因为英法为市民革命，而非国民革命，中国只宜采取雄踞一省、以一省带动数省、从而取得全国革命成功的办法。他们分析了湖南的情况，认为湖南具备首义之省的条件：一是湖南学界士绅界思想日见发达，二是湖南市民思想日见开通，三是湖南眼下荒情严重，易于号召。此外，湖南还具备一个较外省更为有利的条件，那便是湖南会党众多，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哥老会。

湖南哥老会各派系纷纷占山结会，开堂放票。他们不仅互通声息，而且还和四川、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的哥老会有密切的联系。黄兴、刘揆一根据各方面的调查，估计湖南各种山堂会党的徒众约有１２万人，若把四川以及长江中下游各省的人加起来，则有６、７０万。这些会党的头目不少已和朝廷结下了大仇，愿意加入排满的行列。会党徒众多有武功，能开枪放炮，且不怕死，敢于铤而走险。若把他们组织起来，会很快成为一支推翻朝廷的强有力的军队。黄兴一向留心会党，知道长江流域各省的哥老会有一个众头领所共同钦服的首领，此人名叫马福益。

还在东京的时候，黄兴对刘揆一说起马福益的事，刘便将自己与马的那段往事告诉了黄兴。黄兴希望刘揆一利用这段关系。回国后，他们四处打听马福益的踪迹，却无法找到。一个多月后，刘道一从东京回来，将杨度所说的寻找方法告诉黄兴和哥哥。黄兴笑道：“国内四方豪杰都不知道，国外的一介书生反而有他的联络暗号，真是有趣得很！”

按照杨度所提供的三马信号，刘道一在雷打石窑场里与马福益的部下马树德取得了联系，并通过马树德见到了马福益。在民族大义的激励下，马福益同意与黄兴见面。在一个寒冷的雪夜，马福益与黄兴在湘潭茶园铺的废煤洞里见了面。当马福益得知陪同黄兴一起来的那个年轻人，便是自己寻找了多年未曾谋面的救命恩人刘揆一时，激动万分，他向刘揆一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以谢大恩，然后慷慨从命，义无反顾地与黄、刘歃血盟誓，共图大业。

鉴于马福益的哥老会内部复杂，良莠不齐，黄兴不让马部集体加入华兴会，而是在华兴会外建立一个名叫同仇会的外围组织，任命刘揆一为同仇会中将、马福益为少将，自任大将，并定于慈禧太后寿辰日——十月十日夜里在省城长沙起义。

正当黄兴、刘揆一等人为起义的钱款发愁的时候，杨度从东京汇来了两万银元。真好比雪中送炭，华兴会的同志们莫不为杨度的慷慨支持大为感动。他们也不去深究一个留日的穷学生怎么会突然有这样一笔巨款，发了一封感谢电后便把银元分派大用场。

首先要买枪支。他们计划买５００支长枪，１００支短枪，十万发子弹。当然，两万银元远远不够。于是拨出一万到汉阳兵工厂打通关节，先买五十支长枪，十支短枪，五千发子弹，再买一匹大白马，由道一派人悄悄送给马福益，叫他先行训练骨干。剩下一万元留作活动经费。黄兴派宋教仁和胡瑛去武昌建立华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