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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而已。因此，刘再复得出结论说，张爱玲天才的夭折是时代的结果，时代已经没有追求超时代的作家的存身之所，不管是在上海还是在香港，都逼迫张爱玲起来否定原来的张爱玲。写作《秧歌》与《赤地之恋》的张爱玲，不再是抒写“一切时代”都存在的题材，而是转向去写大变动时代的题材，她也不再回避战争与革命，而是拥抱战争与革命，不再反潮流，而是拥抱潮流。

对刘再复的质疑，夏志清做了两点回应。第一，关于张爱玲与鲁迅，他认为，如果说张爱玲的天才是夭折，那么鲁迅更是失败，张爱玲的夭折是为了生活，一个人进入困境，往往必须妥协。你不得不为了一些小事而放弃梦想。他说张爱玲在香港写《赤地之恋》时可能因为生活困难，接受了美国新闻处的资助，“故事大纲已经固定”，张爱玲自己却一直感到不满意。鲁迅的妥协是更糟的一种。当年的自由主义文人，有鲁迅、胡适、徐志摩、叶公超、陈源，很多人没有妥协，除了鲁迅。鲁迅后期的勇敢是假的勇敢，被人利用和控制。所以更不可取。在研讨会结束后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夏志清说：“鲁迅也是个夭折的天才，完全可以说，从为人和作品砍，鲁比张更不如。鲁迅在北京时，与胡适一样，都是不错的文人，但后来却向*屈服了，做了左联的领袖，你可以说他伟大，但换个角度说，他也成了走狗。”相比之下，张爱玲是近几十年来最有尊严的中国人，《赤地之恋》不失为一部杰出的小说。第二，关于张爱玲与丁玲。说到女作家时，夏志清认为，萧红的成就是很高的，应该说可以与张爱玲平等。但丁玲是不同的类别。丁玲的小说没有一本是好的。他并且举《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例，争鸣丁玲的文字很是糟糕，语言很笨，实在不算什么。夏志清的这一评论和他自己以前对丁玲的论述有些出入，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他认为早期的丁玲是个忠于自己的作家，其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也有其价值，“流露着一个生活在罪恶都市的热情女郎的性苦闷与无可奈何的烦躁。”　。。

第四章　刘再复、夏志清关于张爱玲文学史定位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争（3）

夏志清对刘再复的回应，是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就已经流露出来的批评观点的延续。虽然夏志清一再说自己的小说史坚持自己的批评方式，以作家作品为依托，以西方的文学审美观点为标准。并挖掘除了诸如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路翎、张天翼等人，但是，在肯定这些作家的文学成就的同时，他也否定了鲁迅、矛盾、郭沫若、丁玲、赵树理等人的成绩。他在政治上的*立场，还是顽强的渗透进他的文学批评标准中去。在挖掘出一批作家的同时又把另一批作家进行了“掩埋”。刘再复指出，作家有选择政治立场的自由，因其政治立场而抹煞其作品，这不是文学批评，而是政治批评。他进一步指出，他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赤地之恋》的批评，并不是批评他们的“拥共”与“*”的政治立场，而是批评他们与描述对象没有保持足够的距离进行关照，却用政治眼光取代审美眼光，从而发生审美主体失落的悲剧。而是不是加入了共产党，并非作家成败的宿命。他批评夏志清对丁玲和鲁迅的评价，都是一种“共产宿命论”，谁与共产主义思潮靠近，谁一定是失败的作家。

对于张爱玲与鲁迅。刘再复提出文学批评的价值尺度的问题。他说，衡量一部作品的价值，不仅要看其文字功夫，而且要看其精神内涵与灵魂深度。鲁迅从发表《狂人日记》到去世为止，在大约二十年的写作期间，始终投入对民族灵魂的研究与治疗。他的作品，从头一篇到最后一篇，其精神探索过程从未中断过，其反叛绝望的韧性精神从未失败过。也就是说，他的天才从未夭折过。他的作品，是中华民族从传统到现代这一大型转折时代苦闷的综合与苦闷的总象征。其精神的重量与精神内涵的深广，无人可比，也完全不是张爱玲可以比拟的。他认为，张爱玲作品与鲁迅作品的精神广度相比，不是存在着一般的距离，而是存在着巨大的距离，这不是契科夫与普宁的距离，而是托尔斯泰与普宁的距离。普宁的作品有贵族气，有文采，典雅而带哲学感和沧桑感，但其精神内涵和思想深度远不及托尔斯泰。

刘再复最后指出，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整体框架是“共产作家”与“非共产作家”的分野与对立。《小说史》对“非共产作家”大力推崇，多有溢美之词；而对“共产作家”则用非文学评论语言进行嘲弄和贬抑，完全用政治批评取代文学批评。这种偏见与简单化的批评，是上个世纪两极化对立的冷战思维方式在文学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