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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他们还是谈了武器削减问题，设法减少发生核毁灭的可能性。

可是我是个军人，不是政客。我现在的使命是做好准备，苏联部队一旦越过构成富尔达谷地的那些纵横交错的河流，我就同他们开战。四分之一世纪之前，我作为一个少尉曾担负过与此完全相同的任务。

第五军司令部设在法兰克福，占据着欧洲最大的建筑物之一——艾布拉姆斯大厦。那座大厦是以已故陆军参谋长克赖顿·W·艾布拉姆斯的名字命名的，很久以前，我在越南的时候曾向这位将军作过汇报。该大厦原是20年代由德国著名建筑师汉斯·珀尔齐希设计的法本石油化工公司总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一段时间，担任驻欧盟军最高司令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曾从这个办公室里指挥过千军万马，如今它将归我使用。那座楼的大堂是个装饰派艺术的杰作，可惜却被一个油乎乎的快餐店和另外一些商业摊位煞了风景。我到那里时，人们正要把很大的铅框玻璃窗卸下来，以便排放烤汉堡包的气味。

我的新办公室是个哥特式的洞穴。我搬进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一个人的照片摆在我的办公桌上。此人四十四五岁的年纪，脸上总挂着笑容，长着一头卷发，身穿陆军工作服。他看上去就像一个钢铁工人，是那种你会愿意同他坐在匹兹堡的小酒馆里对饮几杯的人。我之所以要把他的照片放在我面前，是因为他是我的对手，驻扎在富尔达谷地对面的有8万人的红军第八近卫集团军司令，弗拉季斯拉夫·A·阿恰洛夫上将。

我手下的师长们年龄都比我大，军龄也比我长。一个绰号叫“棉花”的奥伦·R·惠顿少将是第八步兵师师长。一年前那个师差一点成了我的。惠顿是得克萨斯人，长得又瘦又高，充满自信，对自己的工作很在行。第三装甲师师长是汤姆·格里芬少将，多年以前他与我一道参加过在本宁堡举办的陆军军官高级训练班。配合我工作的副军长是我在国家军事学院的同班同学林克·琼斯少将。越战后作战原则的制定者之一——托马斯·怀特上校也是刚调到第五军来的，他是第十一装甲骑兵团团长。我还有一位出色的参谋长——罗斯·W·克罗斯利准将。我从美国带来了军士长威廉·诺埃尔，让他当司令部军士长，即军部职位最高的军士。我指望他充当我了解部队士气和需要的渠道。

指挥权交接仪式刚一结束，我就让克罗斯利把这批人全都召集到第五军军官俱乐部来。这个俱乐部以前是法本公司工人食堂。我知道，不管我今天讲些什么，在天黑之前都会在军部的电报上反映出来，而且人们对我这位新军长的第一印象是很难改变的。我对这些指挥官们说，我最重视的有两件事，一是打仗，二是管理部队。第五军是为在需要的时候打败阿恰洛夫的第八集团军而存在的。每一位前线侦察员和每一位后方的机械师，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到这里来的。至于当好管家，这个字眼对我来说几乎有一种神圣的意味。美国人民花了大量的钱财来使我们这个军做好战斗准备。我们得保证一个美元也不浪费。美国人民还把他们的子女托付给我们照管，如果哪位指挥官不关心官兵及其家属的福利，我断定他肯定会遇到麻烦。这天我所讲的话，同四分之一世纪之前我在本宁堡听到的训话毫无二致：完成任务、照管好士兵。记得当年在我儿子迈克出发来德国的前一天晚上他上床之后，我曾向他俯下身去，给了他一个父亲的吻，同时也叮嘱他既要保重自己，也要照顾好他的士兵。

我还想让这些指挥官们对我是个什么样的领导人有所了解。我说：“我这个人不喜欢死搬条文，但也不追求管理方面的最新时尚。”我是不使用“权力下放”和“集中管理还是分散管理”这类含混的词语的。我会给你们每个人做好工作所需要的任何帮助。有时我会对你们盯得很紧，有时我会长时间地让你们放任自流。没有哪种办法是绝对正确的，也没有哪种办法是绝对错误的。至于使用哪种办法对于完成这个班子的任务最有利，要视情况而定。

我说，指挥就是独立决断，这并不是一种离奇的陈词滥调。在本军中，同长官探讨问题不会被看成是无能或失败，而会被看成相互信任的表现。但是，你们也不能事无巨细，什么事都靠我来决定。我接着说道：“我是很放手的，我不管你们早上是5点半起床还是5点45起床。这类事不要让我来决定。”

我解释了我对忠诚的看法：“当我们辩论某个问题的时候，忠诚就意味着把你的真实意见告诉我，不管你认为我会喜欢它还是不喜欢它。在这个阶段，有分歧对我是一种激励。但是，一旦做出了决定，辩论就结束了。从那时起，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