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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不公平等问题，而没有看到这些问题在正确政策的指导之下是可以纠正的，他们轻信所谓农民“搞错了”，“搞槽了”的论调，认为应退到1942年减租政策所允许的范周之内。还有一小部分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干部，没有同地主阶级划清界限，害怕和憎恨农民的斗争，也故意夸大群众运动中的错误。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四章 开国前中共的土改历程（17）

在这种情形之，党如果没有坚定的方针，不坚决支持农民起来夺取土地革命行动，并加以正确的引导，迅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就有可能造成根据地的混乱。同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也日益恶化，内战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这也需要党及时改变土地政策，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应付严峻的局面。

“五四指示”

为了制定新的土地政策，*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有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解放区主要领导参加的工作会议，进行专题研究。1946年5月4日，会议在延安召开，由刘少奇主持，参加的有毛泽东、任弼时、林伯渠、徐特立、康生等中央领导，还有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山东分局副书记黎玉等。会前先下发了由刘少奇主持，薄一波、邓子恢、黎玉等参与讨论，胡乔木执笔起草的《*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胡乔木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任弼时首先发言。他说：“华北和华中各地农村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了。如果按照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办法，目前运动中许多地方妨碍了中农利益，对富农和中小地主斗争过火了，是‘左’了；但是群众要求解决土地问题，若限于减租减息的办法，又右了。问题不是责备同志，而是中央是否批准。我建议，在彻底减租清算的名义下，克服某些过火斗争现象，争取今年内基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这样才能进一步巩固解放区。”

毛泽东表示赞同说：“国民党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所以民不聊生。这方面正是我们的长处。现在有了解决的可能，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

康生说：“减租清算运动的实际内容是农民要求土地。没收汉奸土地，是比较少的情况，主要是清算。结果，地主把土地折价给农民，但有各种偏向。这是一个极重大的问题。是否批准农民的要求，同时提出各种政策，是大家要仔细考虑的。”

刘少奇说：“土地问题今天实际上是群众在解决，中央只有一个1942年土地政策的决定，已经落在群众的后面了。今天不支持农民，就要泼冷水，就要重复大革命失败的错误，而农民也未必‘就范’。失去农民又依然得罪了地主，对我们将极不利。另一方面，要看到这是一个影响全国政治生活的大问题，可能影响统一战线，使一部分资产阶级*派退出与我们的合作，影响我们的军队、干部与国民党军队的关系，影响国共关系与国际关系。要说服群众，使他们了解只有遵守各项正确的原则，才能得到真正巩固的利益。除中农必须坚决联合，富农不可侵犯，一切必须要照顾的地方都要照顾到，以便运动得以正确地进行。土地问题的方针，今天就作这样的决定，实行耕者有其田。”

林伯渠说：“耕者有其田是我们党早已确定的目标，现在，是该实行的时候了。”

徐特立说：“我也赞成现在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薄一波说：“这个文件（指《*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讨论稿），在晋冀鲁豫解放区不会引起什么大的波动，因为实际上群众已经做了。有了这个文件，‘左’的错误可以减少，特别是党内思想可以统一起来。”

邓子恢、黎玉也都表示同意向各解放区发布《*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

第四章 开国前中共的土改历程（18）

最后，毛泽东作了发言。他主要讲了八个方面的问题：

（一）解决土地问题的方针，七大讲的是减租减息，寻找适当方法实现耕者有其田。 当时七大代表多数在延安太久，各地新的经验没有能够充分反映。现在中央的这个指示，就是群众所创造的适当方法，为中央所批准的。

（二）国民党统治地区人多，有大城市，有外国帮助，他大我小。但是，他有一大弱点，即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民不聊生。我们只有依靠人民同他们作斗争。如能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中解决土地问题，即可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

（三）解决土地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全党必须认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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