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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杳无人烟的沙滩，涨潮时，满滩都是滚滚的黄水。

这片沙滩是一个世纪前由长江、钱塘江入海冲击而成。解放前的几十年一直是官僚豪绅及恶霸争夺的血腥场所。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川沙县教育局先后在这里设立过“教育公团”、“沙务局”，以举办教育事业为名，来无情地*劳动农民的血汗。土地兼并者只要向“团”、“局”纳上一笔款，领了“执照”，便获得了公开抢夺土地的权利。　。。

第一章 黑手高悬（4）

更有恶霸及帮会头子带了打手以武力来相互争夺沙地。1912年恶霸黄兆录、徐洪元为了争夺滩地，各自带了打手200余名，用刀、棍展开械斗，结果徐洪元吃了败仗，死伤20余人。于是黄兆录便在沙滩上插了标记，这块沙滩便算归于他了，任何人不能动一粒土。解放初他已成了拥有三四千亩地的大地主。

沙滩圈定后，地主们组成堤务局，招来成千工人、农民来筑圩、开荒。

筑圩开荒的大都是苏北海门、启东等地的破产农民。他们在租得土地之前，先向堤务局敬了礼物，写下契约（名义上农民每挑40方土可以租种一亩田，实际上堤固好后农民租到的都是破田低田，而且一亩只抵到七八分），然后搭下茅草棚，不论酷冬炎暑，起五更睡半夜，一担担地挑泥筑圩；又一根根地砍了芦苇，挖了茅柴，排除积水，用辛勤的劳动把沙滩改造成可耕的土地。可是荒开好后的第一年，农民即需向地主每亩交上押租100斤，以后茅柴田渐渐变好，押租也就每年加重，由100斤到200斤、300斤，最高到600斤。等到第五、六年土地完全变良田后，地主就来抽地或高价出卖，农民们含着眼泪，卷卷破被到旁的地方再去筑圩，开荒，再去遭受同样辛酸的罪孽。

红星乡农民徐才福的遭遇便是一个典型例子。他自祖父、父亲、自己直到儿子4代，共挑了52年泥，参加围垦20多个圩，亲手把160亩茅草田变成良田，但是每次到田成熟时都给地主抽去，直到开国大土改前他还没有一分田。

地主除了这样残酷的剥削农民外，还以更卑劣、更毒辣的手段进行强盗式的掠夺。1942年6月，地主黄兆录勾结伪区长梁国安、游击队长陈才清（就是土匪头子）等，用尖刀强迫横沙每户出一人，在沙滩架起了机关枪强迫大家无代价的帮他围垦新安公司（约1万亩田）。那时正是6月炎暑，挑着150多斤重的泥担在烫脚的沙滩上不停止的工作，简直不是人所能支撑的。可是哪个动作稍慢一点，就要被地主鞭打，生了病也不准休息，一个月中农民在沙滩上光是发痧死的就有23人。红星乡四圩63岁的老农民施志明在沙滩上发痧倒下了，那些强盗们硬说他装假，召集了筑圩农民，当场把他活埋在海塘上示众，黄兆录高声嚷道：“这是杀只鸡给猢狲看！”

沙滩也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变成良田。

在这种血腥的手段之下，“教育公团”、“沙务局”和地主，霸占了全岛90％的土地。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也从这里开始。

这里的每亩地租一般为100斤到250斤。地主都按“口叫田”来收租，实际上超过了产量的70－80％。口叫田就是把不能耕种的路基、河面计算在内，只抵实际亩数8成到7成。到解放前的20年，地主把田亩的度量缩得更小了；以前是56平方寸为1步（250步为1亩），后来缩小到42平方寸，租米仍照样，大大地加重了实际租额。

农民佃田时要先交顶手（即押租），每亩3石，交不起顶手时，写给借票，利息出到100％或120％，到第二年收谷时，租、利一算便囤底朝天。地主计算农民欠租，看行情把米折麦或把麦折米，来回“翻杠子”，怎么获利多怎么算。农民常常因此负债终身，弄得家破人亡。

塘东农民马红宝在1942年欠地主黄兴国租米500斤，第二年春天收麦时，米贵麦贱，米麦比价为3：1，黄兴国便强迫马红宝把500斤大米折成1500斤小麦，到秋季稻子登场时，米贱麦贵，米麦比价为1：1，于是又强迫折成大米1500斤（利息还不计算在内）；折来折去，第五年已变成大米9000斤。黄兴国还勾结伪警察去逼债，除了把马红宝自己的3亩2分田抵给他外，又把马准备看病的2斗米抢了去。马红宝被弄得没钱医病，不几天送了命，他的老婆在他病死的当天晚上上了吊，就这样家破人亡。

第一章 黑手高悬（5）

大地主黄兆录、范巧林等，还有更毒辣的手段。1941年，黄兆录勾结土匪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