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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就不然了。它虽是个比传统帝制还不如的寡头政治，但它毕竟是个现时代的产品，是帝制转民治的中途现象。它不是个一成不变的定型；相反的，它只是个流动的、权力递减的‘转型体制’（　Transitional　Institution　），甚至是个‘不可或缺的恶症’（　a　necessary　evil　）。君不见蒋毛二公的权力，是超过一般的皇帝了。但是权力渐减。蒋经国和邓小平，就只能算半个皇帝了。经国一死，李登辉就只能做民选的总统了（可惜只是个偏安的小朝廷，而又心怀异志）。再看看大陆上，邓、江之间的‘权力渐减’，也是很则显的。继江者谁？吾不知也。但是继起者独裁权力之加快滑坡，则历史家打包票也。此不才之所以敢一再妄言，我国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之完成，法治民主之真正实现于中国，或将在下一世纪中叶之后乎？历史家不是预言家；但是历史家应该是社会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是会根据社会发展的现象，尤其是转型末期的社会发展的现象，而加以推论的。这一推论在民国初年是不可能的；但是百年回看，历史家便发现民国初年的社会和政治上所发生的现象，是未有不可理解的了。质诸高明，是耶？非耶？

把近百年来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大势，说清楚了，我们就可以谈谈民国初年的政治史了。请先从袁世凯说起：

袁世凯摇身三变

袁世凯自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十月十四日，承武昌起义之机运而东山再起之后，为着他个人的权位，至此，可说已摇身三变。

第一，从他复职至清帝溥仪退位的三个月期间，他对南方的革命派的策略是采取‘养寇自重’的被动的守势。但是对满族亲贵，则采取极有技巧的绝对主动，以达其逼宫篡位的目的。

第二，自民元四月，他代孙当选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之后，直至二次革命之爆发的一整年时间，由于对现代的政党政治无经验，袁也是采取观望的被动姿态以待势。在此期间，革命党人的气焰甚高，黄兴、蔡元培等不但说服了国务总理唐绍仪和赵秉钧都加入了国民党，（改组前叫同盟会），他们甚至也邀请袁世凯宣誓入党，以示天下，这个新朝代是国民党的朝代；袁也只含笑婉拒而已。因此在此期间，政权实质上是掌握在袁氏手中，但是他给外界的印象，却有被党人推来推去，无能为力之感。加以此时一般小政客、小党人、小军头在北京议会之内，和地方各省之间也横行无忌，纷扰不停，血流不止。他们大半也是当年有功革命，如今仍在继续争权夺位而已。如山东的胡瑛、张广建之争；安徽孙毓筠、黎宗岳，和贵州的唐继尧、杨荩诚之争。都是刀枪齐动。你死我活，民无噍类的。而这些争权夺利的革命者，往往也只是一些痞仔，为社会所不齿。例如山东都督胡瑛，即有‘双枪将’的诨名。盖胡君的手枪和烟枪，皆不可一日或缺也。这些官僚军阀肆无忌惮，弄得民国不如大清，而举世骚然，而中央政府，亦无如之何。因而全国人民，包括一般知识分子，和亿万农工群众，都人心思治。在他们的心目之中，袁大总统反而变成了一股安定的力量，和太平的象征。市井平民，无不希望他能发挥权力，拨乱反正，重建官箴，恢复秩序。可是在此同一期间，孙中山先生反而变成了党人的代表，形成社会不安的乱源之一。因此，中山所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二次独立’（当时也叫‘二次革命’），竟然颇招物议，由于没有群众基础，而败不旋踵。第三，在二次革命，袁孙正式决裂之后，袁对付民国时代的党人政客的本领，也大有进步了。他不但以枪杀张振武而笼络了黎元洪，弄出革命派第一次的‘宁汉分裂’，搞垮了二次革命；他也学会了后来毛泽东‘三宝’之一的打统战。不但把‘敌人（孙文）的敌人’，如保皇派的梁启超都统了过去；也把敌人的朋友和朋党，如蔡锷，也统了过去【见上篇】。他也知道孙文虽是国民党的名誉理事长，但是孙文却控制不了国民党。因此二次独立乱平之后，袁就对人不对党而发出拘捕孙文、黄兴、陈其美等‘乱党’的通缉令。说他们煽动叛乱，破坏统一，和贪赃枉法。后一条是专指孙文所主持的‘全国铁路总公司’而发的。因为孙文这位铁路总公司总理的月薪是三万元，而铁路一寸未建，其他帐目也纠缠不清，报销不了，弄得孙总理百口莫辩。

但是袁世凯对孙公所领导的国民党，却无半句抨击之辞。因为这时他还只是个‘临时大总统’，他还要依靠国会投票转正，做正式大总统呢。国民党这时是国会中的多数党，没有国民党议员举手投票，他这个侧室，便不能扶正了。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