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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动混乱的情形随处可见，一种骚动混乱属于精神的较甚于体质的，那是一种虚伪进步和虚伪爱国心的无方法的疯狂。政府的高级官吏一面发起喇嘛法会以祈祷救国，一面禁止传俗的龙舟竞赛，斥为迷信。省政府不能在建设工作上切实地有所成就，却颇忙碌于制定男女的服装式样，因为在广西，发现女子的袖子太短，而在四川，发现男子的袍子太长（因为在此国难时期我们应该节省布匹），在山东，女子不许烫发，在河南的某些学校里，男子必须剃成光头，在浙江，禁止妇女束乳，在南京，娼妓不得穿高跟鞋和高领旗袍，而在北平则妇女不许蓄养雄犬并牵引过市。

一切这样的紊乱无足轻重的忙碌，这种疯狂的伪善，过分的粉饰和挂虑，似表现出一种愿望未经实现，表现出意志与体面的冲突。风俗和习惯，本为任何社会的主要骨干，在中国不复被重视；年长老辈不复受年轻者的尊敬，而青年过度严酷地批评前辈；一条深深的鸿沟存在于青年与长辈之间。文化为生活与思想系续的果实，至不甚理解，而批评为现代文化重要保护人，应该密切注视生命的长流，衰颓地偃卧于巨大工作的前面，一种工作巨大过其力所能胜任者，而欣愉的高兴的情绪，本为中国的特色者，深自愧惭而掩藏着。一个人好像是营养不足，神经衰弱，不完全而永久地失望着。

领袖人才的要求

当我驰想于此等紊乱的现状，此等卑劣与虚饰，觉得好像福音天使（Gabriel）的问罗得（Lot）：“中国的好人在哪里，而好人有多少呢？100个有没有？50个有没有？10个有没有？5个有没有？”假使天使来问我，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是不是这些营养不足、半人格的残缺不全的标本，营营扰攘于无足轻重的琐事者，便是剩留于现代中国的全部人民，因是一个4万万人口的民族自沦于失却牧入的羊群生活？什么地方是那些好人自惭形秽而隐匿的地方？不过我还记得好人在中国往往把自己躲藏起来，往往把自己躲藏于酒、女人、诗里面，或其情致较淡则归返自然而过其朴素生活。我于是又想中国的缺乏宪法保障，这个重大的事实怎样巨大地改变一般的人生观，怎样影响他（们）的人生哲学，是以人生哲学为社会政治环境的产物而非社会政治环境根据人生哲学而产生。而经由这个人生哲理的变迁，从主动的而为被动的，多少美德，多少建设的努力因而丧失，而真实的进步又受其妨碍。

人在中国好像受外来的过误较甚于自身的犯罪，因为我想起宋江和一批梁山好汉怎样在北宋末朝流为盗寇。因为他们是勇敢光明的盗寇，那些人不能勉为柔顺，而任侠，因为体质上不需要任何法律保障。我又想起为什么每个大诗人都纵酒归田以示其轻视社会之志，屈原怎样怨愤而自沉于湘江；而李白欲入水中捞月因而落水而死；陶渊明怎样自足于白日掩荆扉、采菊东篱下的生活；又怎样伟大而正直的学者具有正确的是非心者常受到贬斥的处分，苏东坡贬至黄州，韩愈贬至潮州，而柳宗元贬至柳州。又想起另一班伟大人物，不耐官吏生涯的烦剧，退隐林泉之间而纵情吟咏；像袁中郎、袁枚、郑板桥，他们都视仕宦为畏途，而自甘于逸静生活，朝捧热粥而吸，夜伍虮虱而眠。我又想起当局势混乱之际，正直学者常被逮捕，他们的妻孥家属遭满门抄斩，如满清初叶枝连之惨祸。于是我方始明白他们需要佛教学说，这是他们一部分所赞成的，也需要消极的人生哲学，这是他们全部所赞成的。

于是我又纵观现代而睹许多好人绝足仕途；王国维跳入颐和园昆明池，康有为晚年过其孤寂的自傲生活；鲁迅陷于沉默与失望的悲哀，直等到文学革命的发动；章太炎养晦于苏州；而胡适，杜威的门生，秉有更进取的人生观，亦只空想地草草他讲人民的痛苦，并无多大热情，虽他不愿意放弃一切主张而让国家归于灭亡。——胡适有一次在其哲人的愤激之一刻，曾怒吼着：“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中国有许多好人他们不能为国家出力，因为人们的以其恶行加诸别人，而坏人以其恶行加于好人，好人乃弄一件朴素的棉袍子把自己伪装起来。但还有别的好人，不止是5个，不止是50个，却是千人万人数百万人，他们无声无息地忍着痛苦。这种情形使旁观者也觉得可怜；那么许多好人竟没有一个领袖抵得上半个甘地的程度；中国的个人比较来得老练，至于政治的和国家的方面、我们还刚刚在幼童时代。于是我将观察其原因，以谋获得一出路。

我将这问题更推进一步而问：为什么我们个人老练而政治国家幼稚？为什么数百万好人之中，那么缺少伟大领袖以领导国家脱离紊乱？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