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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尔的小说；梁启超鼓吹“自由”、“平等”，普及教育和议会政府；孙逸仙致力推翻满清王朝，建立共和政府、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些新观念的要旨是如此广泛，不仅包括了各种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的引进，还包括科举制度的废除，学府制度的改变，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知识的普及，学者地位的变动，书面语的改革，新鲜术语的引进，文体的革新，妇女的解放，对缠足和纳妾的抨击，孔学、家族制度、君主制度和乡属制度的崩溃；还包括与某些基本文化观念的决裂，如长者和权威、面子、命运、恩宠、法律、特权和平等、政府设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以及个人对社会的态度等等观念。结果使新旧两代人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混乱。

『①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者。』

『②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及经济学家。』

『③赫胥黎（Thomas　Henry　Haxley，1825～1895），英国博物学家，著有《进化论与伦理学》，林纾译成中文后称《天演论》。』

顾名思义，观念冲突的时期也就是知识界骚动的时期。原有观念一经崩溃，整个民族就开始了疑惑和思索。回顾四十年来的文化变迁，从激烈的自由主义到目空一切而又外强中干的保守主义，从目前生机勃勃的共产主义青年到行将绝迹的笃信孔学的一代军阀，人们会看到他们所持的观点截然相反。如果把北平的老僵尸傀儡们——过去的军阀齐燮元、安福政客王克敏和前任北平司法委员会委员长江朝宗、版本收藏家董康——与埃德加·斯诺所著《西行漫记》里的许多共产主义青年、与肩负来福枪和背包赤脚行军的湖南女兵相比较，人们会得出这样一个印象：他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他们的精神状态就像他们的外表那样截然不同。从思想陈腐的官员——他们认为自己一旦离开这个世界，世界就会陷入一片混乱，所以要设法使人们保持传统——到具有民族意识和全球意识的生机勃勃的当代青年，在三代人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这样一个转变过程。

40年来，一个民族在形成，它最终从一个文明之中脱胎出来，故而此处“民族”一词带有一点凄婉的意味。中国过去是一种文明，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从“民族”这个词语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只有中国才可以称作一个民族，一个受过单一文化熏陶的同族人的政治集团，他们具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学和某些共同的道德价值上的准则。然而，它不是一个由铁路、收音机和宣传机构组合在一起，并有良好装备以进行侵略或抵御外族入侵的好战的民族。他们只是一群试图终生享乐以尽天年的姜姜众生，没有人可以对他们这种权利表示怀疑。近十年来，所有的价值观念都已倾覆，世界局势一片混乱，不少词语已不再是原来的意思，受尊敬的政治家也开始说假话；最为粗鄙的国度也可称为“民族”，而渴望和平的开化的文明之邦也被迫武装起来抵抗他国，否则就会有灭族之灾；一个民族生存的权利是用枪炮的口径和轰炸机的速度来衡量的；在这种时候，明智的人们就会质问：加人民族大家庭的好处何在？目前的中国则正被引进这样一个民族大家庭里，并且正在获得一个位置。

然而，中国之进入世界大家庭，并非像一个新发现的亲戚那样去兴高采烈地访问，也不是一种进入和平、繁荣、幸福的“乌托邦”的浪漫冒险，而是一个浪子回到了一群吵闹哭叫的强盗兄弟之中。在家门口，他受到了剑拔鸳张的欢迎。他必须通过这道门，以获得一席尊重与平等之地，才可以吃到自己那份肥嫩的牛肉。如果这个浪子这时犯了犹豫，手无寸铁，脸色铁青，后悔自己曾经有过回来的念头，希望自己仍能呆在大家庭之外，留连于烟花柳巷，或者留在正遭受极度饥荒的土地上，用猪吃的谷糠填饱自己的肚皮，如果他这样想，谁能责备他呢？他认为留连于烟花巷里，也许要比家宴上为一只肥嫩的牛犊争来斗去明智得多，也文明得多。他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去鼓起勇气参加战斗，成为一个斗士。唯有这个途径，他才能赢得他强盗兄弟们的尊敬。更糟的是，为了保全自己在餐桌前好不容易才争来的一席之地，回头的浪子不得不继续武装自己。他坐在放着肥嫩牛犊的餐桌前，一手拿着叉子，一手紧握匕首。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进餐，舍此别无他途。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谈论中国在这个激烈争吵的“民族大家庭”中的出现。

中国再生为现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