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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从铜镜到玻璃镜，镜子的品种是越来越现代了，人类却未必会因为它而端正自己的衣冠。由于价值观的多元化，奇装异服也有了大放光彩的舞台。镜子虽然在那儿，衣冠却要刻意地歪着穿，因为歪着穿有歪着穿的另类美感。

如果说现代人可以随意选择衣冠的款型和穿着方式，那么他们也可以随意地看待人类的历史吗？人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对于那一段再也不会改变的历史，不同的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们看到的虽然是同一面镜子，但我们却有着各自不同的观点。所以，尽管历史在那里，其中的兴替却未必能够知晓。在众说纷纭之中，即使是再明亮的镜子也无法派上用场。

更何况，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看到那面镜子。当作家或者学者们讲述那段历史的时候，他们提供的也许不是一面镜子，而是一幅画像。例如，根据《魏国春秋》记载，曹操是一个“姿貌短小”的人。《世说新语》说，曹操当上魏王的时候，因为“自以形陋”，不足以“雄远国”，就命令崔琰冒充自己接见匈奴的使臣，而他自己则假扮成侍卫，站在旁边。可是，在一些现代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曹操却一改当年的猥琐形象，变得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很有男子汉气概。

《世说新语》的故事还有下文。接见过匈奴使臣之后，曹操特意派间谍去询问使臣对魏王的印象如何。使臣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魏王雅量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所谓床，在汉唐时期兼有椅子的功用。所谓床头捉刀人，指的是手握宝刀侍卫在椅子旁边的曹操。在使臣看来，曹操既然是“侍卫”，当然应该忠诚于“魏王”。可是，曹操装得不像，所以使臣觉得很奇怪。谁知曹操听到使臣那句话，竟然恼羞成怒，又派人追赶上去，杀掉了他。

中国历史上所说的英雄，并不一定是正面意义上的英雄。匈奴使臣评价曹操的英雄形象，并不是说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很有男子汉气概，而是说曹操身为“侍卫”，竟敢在“魏王”面前肆无忌惮的做派。而曹操之所以痛下杀机，恐怕也是因为害怕使臣回到匈奴之后，到处传播他“床头捉刀”的丑闻。

而今，记述曹操相貌的这些历史资料就摆在案头，而很多学者却觉得不可信。还有一些学者，一方面也承认曹操形象猥琐，可是另一方面呢？却又极力鼓吹曹操是一个如何如何伟大的英雄。我就不明白了，一个人怎么可能既猥琐又伟大呢？

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比，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许多物是人非的改变。人们所崇尚的，再也不是那些独善其身的君子，而是纵横天下的英雄。如果你说要做一个君子，人们就会笑话你。如果你说要做一个英雄，人们就会敬佩你。我以为，正是这种改变让我们不能接受前人的历史观，甚至造成了我们对历史的故意曲解。名利主义成了我们评价人生的唯一选项，而社会上所流行的英雄史观，几乎已经丧失了道德上的评价标准。

千百年来，如果某位皇帝被人们比做秦始皇，如果某位官员被人们比做曹操，那简直是一种奇耻大辱。民间传说，民国初年，有人杀猪，把猪的内脏取出来；猪肝上面居然有“曹操”两个字。于是，人们就骂曹操奸恶一世，死后只能做畜生，从东汉末年到民国初年，不知道做了几辈子的畜生了。可是现在呢？如果有人被比做秦始皇，或者被比做曹操，那他一定会满心欢喜。在我们这个崇尚成功的现代社会里，无论秦始皇多么狠毒，无论曹操多么狡诈，他们已经成了光芒万丈的偶像，受到人们普遍的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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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进化论的反思

即使一个人像秦始皇那样狠毒、像曹操那样狡诈，也值得我们认同和赞颂吗？按照进化论的观点，当然应该给予肯定的回答。所谓“适者生存”，与道德无关。

“适者生存”是达尔文的人生观。他用这种观点描述了生物演化的历史。他认为，低级的生物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经过弱肉强食和某些功能性的改变，不断演化成高级生物，而人类恰好是演化的最高形态。

自达尔文以来，学者们一直都在为进化论寻找证据。他们把那些证据按照事先设计好的程序排列起来，以实现学术上的自圆其说。与此同时，他们也遇到了许多现实的困境，例如地球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质疑：既然生命可以进化，那还用得着保护环境吗？

经济学家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他们认为，人类活着就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求。他们利用进化论来描述人类社会的演化，其中的每一个演化过程，都是由人类的经济行为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