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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从报刊上读到温州的。

报上说温州有个龙港城，是一群农民奋勇冲破几十年城乡壁垒，自己动手建造起来的都市，这使龙港农民城天下闻名。

但是，有关温州的更多消息则是负面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温州电器产品基本上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温州乐清县柳市镇是质低价廉的电器生产集中地，那时国内许多商店门口挂着“柳市推销员免进”、“本店不售柳市货”等招牌，以致温州在人们心目中成了“瘟州”。

温州偏居中国东南一隅，名气不大，影响微弱，所以当时谁也没太在意那个浙南的小地方受此打击后会怎么样。

1986年夏天，西藏高原紫外线强烈，我在拉萨街头问一位守着眼镜摊的人：哪儿来的？答：温州。那人光着头，晒得很黑，似乎一点都不担心高原的紫外线会伤人。我当时感慨不已：除了四川人能吃苦，江浙地区的温州人也这么能吃苦。

后来，到西部淘金的温州人越来越多。成都荷花池市场是成都人创造的，但现在经营店面商铺的却是温州人居多。灯饰市场，温州人几乎形成垄断。温州人占优势的还有皮货等等。在成都长期经商安家的已有8万多温州人。放眼四海，温州人好像无处不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西藏新疆，同四川人在外打工仔多这一点不同，温州人大多经商当老板。丰田公司有句广告，“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温州人则给自己写照，“高山峡谷有小城，有城就有温州人”。走南闯北的温州人对各省经济有很大影响。四川广元为了引进温州商人、改变消息闭塞、流通不畅的局面而竭尽全力。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身体有残疾的温州商人去四川考察，飞机晚点，到广元机场已是深夜，广元市几位市政官员一直在机场守候。这位温州商人见状大为感动，不但自己投资，还带动其他温州人前来建温州商场。

2000年我有机会到了欧洲。在意大利的北部名城米兰，导游告诉我，郊外有4万温州人在制造皮件。到佛罗伦萨，导游又告诉我，郊外工厂有很多温州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佛罗伦萨据说排名世界第三的大教堂，熙熙攘攘都是衣着光鲜的各国游客，一些摆摊卖艺术品的人中竟有几个中国乡下人。我凑上去问：哪儿的？答：浙江温州。我内心很矛盾，一方面觉得他们的形象给中国人丢脸，一方面又钦佩这些温州乡下人，一不懂外语、二没多少文化，就敢成群结队闯荡世界作“洋插队”。

星星点点的接触中，我对温州人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为什么能在国内国外有这么大的影响？他们有着怎样的地域文化背景？与中国的主流传统文化有何异同？

2002年8月初，我与几位报社同仁从成都飞赴温州采访，与温州的新闻人士、文化精英对话，收集资料，于是有了这本书——《可怕的温州人》。

温州人的可怕，首先是他们天生有一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朴素自然意识。外界“姓社姓资”沸反盈天；温州人只信“民以食为天”，怎样能生存，怎样能富裕、幸福，他们就怎么干。中国的许多地方在“姓社姓资”的问题上长时间徘徊彷徨，翻来覆去折腾，丧失了大好发展时机，付出了高昂的社会成本。温州人却按照几何学中“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原理，排除一切干扰，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历史证明，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

温州人的可怕，在于他们在追逐财富的利益驱动下敢闯敢干敢吃苦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使其充满了风险和机遇，既遍地黄金又满布荆棘，既能一步天堂美梦成真又可能千金尽失满盘皆输。市场经济强有力地挑战人生，在这里，因循守旧、守株待兔、犹疑不决、闲适散漫、清高自闭统统没有出路。温州人敢冒风险、勇闯天下、敢吃第一只螃蟹的性格特点，使他们占得市场先机；当别人亦步亦趋学温州人时，他们已经积累起财富资本，进军新的领域。

温州人的可怕，在于他们“江河不拒涓流”。没有国家投资形成的巨额产业群，温州人就自力创业，“从我做起”，“从小做起”，生产纽扣、皮鞋、打火机、低压电器等等。温州人文化不高，但动手能力强。顽强的生存本能让他们在这些不起眼的小东西上千方百计节约成本，赚取一分一厘甚至是一毫的利润。强烈的生存危机和利润意识造就了一大批竞争激烈的专业化生产工厂（作坊），高度集约的专业化生产造就了“温州制造”优质廉价商品洪流，市场占有率惊人。例如温州的打火机，竟占领了全球市场的70％。有鉴于此，国家把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