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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每逢吉庆日子，例如过年过节，不是都不许说死吗？”

王一民点点头：“平常也忌讳说死，骂人话上面常常加个死宇。”

“日本也这样。所以我说不同当中也有相同。譬如我们的语言是不同的，但是写到纸上的文宇却又相同了，‘真名’和‘假名’，一是完全从中国拿来的，一是拿了一半——单‘立人、宝字盖、草字头、三点水等等中国字的偏旁，就成了我们的字母。再譬如现代穿的衣服，中国和日本是完全不同了，尤其是妇女。但是在中国戏台上演的历史剧中，却可以看到现代日本服装的原型，这又是不同中的相同。像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和日本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等方面，真是到处可见，俯拾皆是了。”

王一民注意地听着，品味着，思索着他谈这些话的真正意图。同样的内容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它可以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理论”根据，也可以成为真正亲善的思想基础。那么玉旨一郎想达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想到这里，他就接着玉旨一郎的话音，试探着说道：“您讲得很精辟，很有见地。可是是不是有些抬高中国了？”

“不，不。”玉旨一郎紧摇着头说，“我是研究历史的——教育史也是历史的一个分类——我非常重视历史的真实性，历史的真实就是这样，日本有好多东西来源于中国，尤其是在文化方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那样敬重唐代高僧鉴真和尚的根本原因。”说到这里，他打开书橱，从里面捧出一个用黄缎子带系着的，一尺见方的木板夹子，轻轻地放到王一民面前，然后又小心翼翼地解开缎带，打开木板，里面展现出一张很粗糙的黄纸——是由于年深日久而变黄的纸。纸上用木版印着一位盘腿打坐的中国老和尚的肖像，肖像的两只眼睛闭着，周围是白色的灵光。肖像下面写着“初祖传灯大法师”，肖像周围印着象征着祥云的“云卷”图案。在黄纸的最下边，有一行小字，上写：江户福康药店制。

王一民一边看着，玉旨一郎一边指着说：“这是我国江户幕府初年的一张包药纸，距离现在有三百多年了。‘江户’就是东京，‘初祖’是日本医药界对鉴真和尚的尊称，‘传灯大法师’是日本天皇赐给他的法号。看了这张粗糙的包药纸，您就会知道日本朝野上下对他是如何敬重和爱戴了。这是历史的见证啊！”

王一民深深地点着头说：“好！您收藏了一份非常有价值的历史文物！”

“这是家父留给我的，在日本大概也找不到几张了。”玉旨一郎一边说着一边又小心翼翼地把木板盖好，系上缎带，送进书橱。

王一民略微思忖了一下说：“这样珍贵的文物，应该让更多的人看一看，我建议您制成锌版，在画报或报纸上发表一下……”

还没等王一民说完，玉旨一郎就摇着头说：“不行，至少现在不行。”稍停了一下，他叹了口气说，“不是时候啊！”他又直盯着王一民看了看说，“连您不都说我在‘抬高中国’吗？您看现在有哪一个日本人能站出来说一句‘抬高中国’的话呢？把中国抬高了日本怎么办呢？还能在这里当‘太君’，当‘太上皇’，像我叔叔那样……”说到这里他把话咽回去了，低下头，看着脚上穿的木头拖板，沉默着……

王一民也不说话，静静地看着他。

半天，玉旨一郎忽然抬起头来，他眼睛里闪着亮光，直看着王一民说：“王老师，我今天请您来，是要把心里话向您讲讲。因为根据我的观察、研究和分析，我认为您是一位正派的、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如果说得更进一步的话，您可能不是一个人在行动……”说到这里，他把话停下了，直着眼睛看王一民，目光那样深沉，是观察？是审视？还是要看到王一民内心深处的什么？使人不解。

王一民静静地。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他连眼睛都不眨，庄严地和玉旨一郎对视着。他脸上既没有惊讶的表情，更没有恐慌的流露，简直平静得像方才看过的鉴真和尚的坐像一样。

从墙上传来的嘀嗒嘀嗒的钟声判断，时间大概过去了有一分钟，玉旨一郎才点点头说：“您真镇静！我敬服的也正是您这种大无畏的镇静态度。我第一次发现您这惊人的镇静是在课堂上，您正在给学生讲反抗异族侵略的中国皇帝朱元璋，这时您发现我了，竟能那样不慌不忙地把问题一转，转得又轻松又自然，让人简直无懈可击。接着我们又进行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谈话。您竟能在爱国真情已经完全流露的情况下，辩解得既不露痕迹又头头是道。我相信，如果那是在一个公正的法庭上，您一定会获得无罪释放的。”

玉旨一郎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