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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站，随后在一队精神抖擞的士兵的押运下，两具棺木被抬下了火车，随后紧急送往武汉卫戍司令部。

在武汉卫戍司令部外。应邀前来的上百名各国记者正焦急的等待着。尽管国民政府已经通传了竹林汪大捷的详细经过和战果，但是在没有看到有力的证据之前他们还是不敢相信一向羸弱的中国守军竟然能悄然间全歼日军一个师团。

当棺木抵达武汉卫戍司令部之后，上面的棺盖被打开了，两具身穿日式军装的日本将军的尸体呈现在了所有人面前。尽管这两个日本军官都是一脸的血污，脏兮兮的看起来很恶心。但是通过他们身上的将官服以及将官刀还是不难看出这两位的身份。

接下来的两天，关于独七师全歼日军106师团的消息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发酵着，被压抑了许久的人们奔走相告，武汉军民更是再次爆发大规模的抗日游行。

而国际上，苏联、美国以及英法德意的主流媒体都报道了此事。就连一向新闻管制极为严重的日本也报道了此事。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现在全世界都在说这件事情，要是他们再自己捂着盖子的话，必然会引起国内民众的怀疑和不满的。

得知第106师团的军旗被夺，日本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要求冈村宁次中将切腹谢罪，此事甚至于一度闹到日军大本营，可想而知事态的严重性。

在中国人看来缴获一面日军军旗固然是一件高兴地事情。证明政府以及前线的将士没有在夸海口，没有在蒙蔽他们。但是没有人想到日本军民对此的反应会如此的激烈。甚至于让中国人有一种军旗比106师团被全歼还要重要的错觉。

事实上这并非是错觉，在日本军民眼里军旗的重要性确实要比一个师团的生死存亡更重要。例如在日本历史上的西南战争中，政府军和西乡隆盛军在田原坂附近激战。其中政府军的步兵第14联队旗手河原林雄少尉战死，“陆军御国旗”被西乡军夺取，虽然之后政府军夺回了这面军旗，但是为此损失很多兵力。

于是日军规定。由于不可抗力损失的军旗，会在损失后第二年的1月21日重新发给，陆军联队撤销编制后，军旗撤回到陆军省保管。尽管如此，日军还是视军旗被抢为最大的耻辱。

正是由于这一特点。日军规定，如果战局陷入不可逆转的情况时，首先要焚烧军区，被称之为“军旗奉烧”。也正因为如此，从明治维新到现在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了，日军征战大半个亚洲，但是却在没有遗失一面军旗。没想到堂堂106师团的军旗竟然在武汉前线被支那人缴获了，这在日本人看来是不可原谅不可洗刷的耻辱。

迫于国内的压力，再加上第二军之第三师团迟迟不能到位，江北的进攻陷入了困境，因此华中方面军决定全军后撤，结束这次已经没有胜利希望的会战。

武汉会战结束了，这一战日军颇有一点虎头蛇尾的意思，声势浩大的集中了十多个师团，号称要拿下武汉摧毁中国政府以及民众的抵抗意志。但是结果却是苦战三个月却只能止步于马当要塞，陆海空三军皆损失惨重。

确定日军主力已经后撤之后，国民政府致电独七师，全师立即移防武汉，准备接受军委会的嘉奖，包括马铮在内的军官接受军委会的授勋。

接到命令后，马铮将这几日大战阵亡士兵的遗体集中起来安葬在双峰尖脚下的一大块空地上，并且找来当地有名的石匠凿了一块巨大的石碑，表明此地安葬的是独七师抗日阵亡士兵的遗体。

随后马铮又让人将九千多具日军的官兵的尸体集中葬在了三个大坑里，也让人立了碑，上面的碑文都是一样的—“侵华日军第106师团合葬于此”。

做完这些马铮立即率领部队开往武汉，除了大量兵员之外，随行的还有大批的伤员和缴获的武器装备，单单大卡车就有三百多辆。

从抵达武汉战场到现在独七师一共和日军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苦战，大小战斗打了十几场，所部共损失兵员六千余人。另外还有六千多名伤员，伤亡总数为一万两千七百余人。

损失是惨重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战果也是前所未有的辉煌。可以说这次会战是国民政府搭了个台，却让马铮唱了一出好戏。原本来的时候只有七千多兵员，走的时候却成了两万两千多人，而且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钱物，更重要的是独七师也受到了国民政府以及全国民众的认可，名震海内外。

当然了，国民政府得到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最直接的好处是解了武汉之危，来自日军的压力减轻了一大半。其次便是频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