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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居室，买来钢琴，然后教女儿们在那里装腔作势。他希望农场主的妻子能回到养牛场，继续劳动者的生活，做她该做的事情。但他要求的并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因为他主张工人所有的新权利。他们应该拥有得到男人的工资来抚养妻子和孩子的权利。他们应该有独立思考、自由阅读他们选择的书籍和自由发展他们的观点的权利。最重要的是，他们应该有投票权；他们的代表资格不应以拥有的财产为基础，而应以光荣的劳动和工人的财富是他们的技能这样一个概念为基础。作为家庭的首脑，男人应该得到妻子和孩子们的服从，而且他还应该从政治上和法律上代表他的亲属们说话。妻子不能独立地行动，也不能投票，“因为她们的性别本质会使她们在行使权利时造成整个社会的不和谐和不愉快。”

社会和谐的唯一可能的基础就是承认女性的被动和温顺，相信喜爱家庭生活是女性的“天性”以及相信两性之间的区别。激进的工人阶级文化中心对两性不同作用理论的接受，表明了这些假定所引发的工人阶级对两性差异的思考程度。

在19世纪40年代，从国家对女性劳动政策的发展中可能看到福音派思想和部分工人阶级思想的会合。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男子被认为是有政治责任的市民，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妇女则应保持沉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由普莱斯和科贝特一起表述的，男子应该挣到一份足够养活他自己和妻儿的家庭工资的思想。这种已经在中产阶级文化中确立的思想开始在工人阶级中扎根。在男性工会中讨价还价的程度是以“家庭工资”的概念为基础的。这不是对中产阶级标准的直接接受，但是阶级特有的思想转化和重塑。

在19世纪40年代初，中产阶级对雇用妇女去干不合适的工作有所顾虑，而且这种担心和焦虑首先是对矿上的女性劳动者的。大家一致认为如果中产阶级的妇女为了钱去工作就意味着没有女人味。然而在穷人中，这个标准有所不同。妇女去从事一项与她的女性本职相近的工作是可以被接受的。看到女仆在做清洁、做饭或者照看孩子并没有什么不妥。就像准备和提供食物的工作一样，做裁缝或者女帽设计者也是合适的。但有些工作被认为是不适合妇女的，特别是那些在男女混杂场所进行的工作。妇女在地下矿区工作受到福音派最公开的反对。一个委员会被指定去调查矿井中童工的条件，随后发现了令官员们震惊和害怕的女工的工作条件。他们对女性天性的假定被妇女在不同程度上和男子一样赤身*的景象击碎了。对公共道德的冒犯和对工人家庭破裂的害怕以及工人阶级道德的必然性导致了以福音派教徒为首的把妇女排除于地下工作的运动。

矿工们支持这种强制的禁令，但他们支持的原因与中产阶级的活动家们有所不同。就像安杰拉？约翰向大家展示的那样，他们并不接受委员会成员的判断，他们认为把妇女排除出去“是向提高家庭习惯的标准和保证家庭安全迈出的第一步”。他们对那些试图告诉他们应该如何生活和应该如何来组织家庭的中产阶级表示了愤怒。他们要求自己来掌握家庭和生活，他们坚持认为如果煤矿主的妻子可以待在家里，那他们的妻子也应该拥有这样的权利。矿工们强调，他们的妻子在地面上的时候都很正派，并攻击那些继续非法雇用妇女的煤矿主。他们还有一个有力的机构——1842年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矿工协会成立了，而在成立之前三天，它就已经开始为18岁以下的妇女工作了。就像《矿工倡议》中所说的那样，工会坚决反对雇用女性。它所寻求的是控制矿工的劳动时间和得到尽可能高的工资，妇女工作会直接威胁到这个事业，因为这会使工资保持在低水平上。出于自身的原因，在煤矿工作的男子希望能供养家中的妻子。那些不能公开说话的妇女则没有对此问题发表任何意见。她们痛恨工作条件，但她们也同样需要钱，可是人们听不到她们的声音。19世纪40年代的一份主要公立报纸称，国家、中产阶级慈善家以及男工们都宣扬男子是合法的工人，而妇女天生是妻子和母亲。

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崇高地位（5）

在1820年，乔治四世认识到英国中产阶级重视家庭的神圣和家庭价值观。但贵族和绅士们是否已经意识到中产阶级对两性差异看法的支配地位？劳伦斯？斯通和鲁道夫？特朗巴克都认为在18世纪拥有土地的阶级中，存在着向新的家庭生活观念转变的趋势。斯通相信这种新观念是资产阶级商业和财政界的精英们提出的。新一代的上流社会被《目击者》这样的杂志所赞颂，这种上流社会与对两性的重新分类联系在一起。随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