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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是新的，思想是新的，而愿意保守着旧道德”的人。她所以愿意嫁给他，因为他“顶有身份，顶有财产，顶体面，而且顶有道德”。然而她得到的除了“身份”和“金钱”，其余只是“空虚”，她于是偷偷同更有权位的“贵人”结交，寻求刺激。奇怪的是，做为“道德家”的丈夫却默许了这一切。他是想利用妻子的美色“获取利禄”。因为“他有道德而缺乏最高的地位”，正象她“有身份而缺乏恋爱”。但是事情的发展越来越不象话，她的胡闹快要影响到他的“身份”和“名望”，他只得把她悄悄地“软禁”起来。她不能忍受这种折磨，公开提出离婚，“状子递上去了，报纸上宣扬起来”，结果她的“道德家”的丈夫因为离婚丑闻登时从最高的地方堕下来。他是以提倡旧道德而受到社会尊重的名流，他的言行被认为是青年们的“榜样”，他的一切活动，都是要“挽回整个社会道德的堕落”，现在，离婚案件戳穿了他“道德家”的假面，“他所认识的贵人们，马上变了态度，不认识他了”。他成了平民，她也“丢了一切”。阔家小姐的婚变悲剧只是一个骨架，它的主题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作家是从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揭露了国民党的新贵们的腐败、卑劣以及混迹官场的政客的无耻。他们口头上鼓吹“礼义廉耻”，背地里干尽了男盗女娼。“贵人”们可以利用“权位”攫取美色，丈夫则以妻子做为钓饵，获取功名，只要这一切不公诸于世，他们就可以恣意妄为。所谓“道德”，不过是“身份”的同义语，有“身份”就有道德。这种逻辑看来实在荒唐，却是国民党统治下病态社会的“真理”。在这个作品中，作家不是从政治上，而是从精神上揭露国民党反动官僚、政客的卑污和堕落，揭露国民党的统治已经腐朽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给中国民族工业、城镇小工商业者以及广大群众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加速了中国殖民地化的过程。三十年代初革命作家曾经从不同的方面描述了这种严酷的现实；老舍的《新韩穆烈德》和《老字号》也属于这方面的题材。《新韩穆烈德》以大学生田烈德的感受为线索，写他的家庭某山货店在“洋货”倾销的打击下逐渐衰落的过程。他的父亲，山货店田老板是个精于打算的小工商业者。他虽然颇有资产——两个果店和一个栈房，但是经营方法基本上是家庭作坊式的：“一家大小终年在那儿剥皮：花生，胡桃，榛子，甚至于山查，都得剥皮。老的小的，姑娘媳妇，一天到晚不识闲，老剥老挑老煮。赶到预备年货的时节就更了不得，山查酪，炒红果，山查糕……都得煮，拌，大量的加糖，人人的手是黏的，人人的手红得和胡萝卜一样。……”这样的节俭，这样的勤苦，这样的精打细算，照理是生意应该日渐兴隆的，然而，在“洋货”充斥市场的情况下，却日渐萧条了。“论箱来的洋货”“东洋橘子，高丽苹果”把他的山货店的买卖“顶得出不来气”。田老板感叹生意的艰难：“咱们的货地道，地道有什么用呢！人家贱，咱们也得贱，把货铲出去呢，混个热闹；卖不出去呢，更不用说，连根烂！”结果是一天不如一天，山货店只得不断裁减店员，最后只剩下两个老伙计了。田老板的倒运也牵连到山区的“果农”。田老板因为生意萧条，再不敢象当年那样到果乡“包山”（“包山”先议价，到收获季节，市场上山货跌价，商家吃亏），“山上的人连三并四的下来央求，老人家连见他们也不敢！”这样，“家里的那群，当伙计的那群，山上种果子的那群”，一齐走到了绝境。田老板想孤注一掷，怀里揣着房契，到处奔走，“想弄个千八百的”，“我也怎么缺德怎办，拿日本橘子充福橘，用糖精熬山里红汤，怎么贱怎么卖”，“连坑带骗，给小分量”。但他空转一个早上，房“没有人要”，他无可挽回地走上破产的道路。这个作品使我们想到茅盾的《林家铺子》和《春蚕》。田老板的苦苦挣扎以求维持局面，那苦心颇象林老板；山货受到“洋货”的排挤销路滞塞，间接地影响了“果农”的经济生活，他们的窘境又颇类似老通宝一家。老舍的观察是准确的，表现上也颇见功力。《老字号》的故事情节比较单纯。它主要写经营商业的两种作风的明争暗斗，结局则是传统的、靠“老字号”取信于顾客的经营商业的作风的失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对中国民族商业的破坏。“三合祥”的伙计辛德治和东家钱掌柜向来是靠着“信用”来做买卖，“三合祥卖的是老字号”，然而时代的变迁，洋货的倾销，商业上暴发户的唯利是图的作风却向“三合祥”的“老字号”提出了挑战，动摇了他们的“信誉”，“三合祥”的生意是日渐衰落了。“正香村”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