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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始末（2）

张竞生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动妇女解放，从妇女平等权、妇女教育权、妇女爱情权到妇女参政权，以及妇女优生节育权、妇女继承权等，一以贯之，摇旗呐喊。早在两年前，张竞生在《中国妇女眼前问题》一文中，就集中论述了在理想的社会，妇女应享有与男子一样的继承权、教育权、保障权、参政权。其中妇女继承权相对于其他各项权利，遭遇更多的障碍，因此妇女除了要谋取一份正当职业，以保证有正常的经济来源外，还要建立相应的法律和社会道德保障机制。为此，张竞生提出了几项措施：一是“要求女子得与伊的兄弟同分产业——此事除一面从法律要求规定外，现在最紧要的应由各地女界发起一个有计划的社会运动。例如以北京说，先当做成了一篇极感动人的启事，提向那些比较开通的知识界、外交界、慈善界与农工商界等征求意见。愿者签名，代为登报赞扬，同时也算是为他们的女儿做保证人”。二是“凡已嫁得开通夫婿的妇人者，应以情动与理喻其夫，务必得有一种法律性的平分产业的凭据。若有子女者，则母亲至少须有与子女同分一份家产的规定”。

妇女继承权问题是妇女解放问题的一个重要环节，没有制度的根本变革与经济的充分保障，孤立地谈妇女继承权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但问题总是一步一步地推动解决，首先必须唤起民众的觉醒和取得舆论的支持。两年前，张竞生想就此问题在社会上进行大讨论，因条件不具备而作罢，现在刊物在手，当务之急就是一尝未了的夙愿。因此，《新文化》从创刊号到第二期，在杂志头条的位置，以“社会建设栏”的方式，连续两期开展“妇女继承权”的讨论。这是《新文化》致力于推动思想解放的不凡抱负，也是《新文化》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社会承担。

在《征求对于“妇女继承权”意见书》的编者按中，张竞生呼吁读者“千万勿为法律风俗所拘束，各各凭其良心的主张特来表示其意见。我们当陆续在《新文化》月刊上发表，借觇社会对于这个重要问题的趋向”。在张竞生的组织下，有不少社会名流参与了讨论，发表了意见。吴稚晖来信说：“女子有遗产权，闻武汉已经实行。

弟持此议已有十年，以为只要女子有遗产权，一切伤天害理如溺女逼嫁诸事固可没有，即什么争嗣合族等等灭种制度亦可尽去。中国之兴，世界之正当，皆在此区区小事。”蔡元培的意见是：“我不赞成遗产制，但遗产制未取消以前，当然男女平等。对于寡妇之一份，我亦赞成。”张继则认为：“妇女继承权，狭义说当然指遗产。为妻为女者照理应得一份以自给。至于为母者在我国风俗上极有权力，凡夫死而子幼者例皆由母亲管理一切。可惜法律无规定，以致其子长大时，母亲即失其权柄，每有因其子不肖，家业不能保，而不免流为老乞丐矣。故今后法律应规定母亲有一定的遗产权以免使老人困苦颠连。”

从参与讨论的情况来看，可以说各有独特的见解。吴稚晖的意见最直截了当，张继的意见比较透彻全面，蔡元培、华林（即张东荪）、彭兆良等人则明确主张废除遗产制。虽然此时张竞生已经与褚松雪反目成仇，但他并不因人废言，还在创刊号刊登了褚松雪的文章《我的诉状》，不过是以松俦夫人的笔名发表。该文以一个女子的亲身经历，发出了椎心泣血的呼吁：“我愿有良心的父亲们丈夫们大家联合起来，实行把财产均分给他的女儿和儿子；救出了女儿，同时也保住了心爱的遗物。因为东西既经分开，少数子女的不肖，绝不会覆没了全份的祖产。觉悟的父亲们，你们做个时代的先驱者吧！”

二、《新文化》始末（3）

这是一篇有深度的文章，它从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个案出发，反证了实行“妇女继承权”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为了扩大讨论的广度和影响力，新文化社还发起了赞成“妇女继承权”签名活动，目的是使之蔚成风气，以便将来形成法律。参加签名的，除了上述社会名流外，还有中华法科大学的教授与学生，以及新文化社同仁。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流行音乐之父黎锦晖和他的明星女儿黎明晖也参加了签名活动，颇有使人眼睛一亮的效果。张竞生称赞说，黎先生与其女儿的签名，大有“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之气概。

在《新文化》第二期，新文化社连发两份意见书，一份是《为“妇女继承权”事请国民政府造予施行书》，一份是《致“全国妇女代表大会”请力争妇女继承权书》。前者，张竞生提出了实施“妇女继承权”的若干意见，建议在通过法律程序后由国民政府予以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