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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造成“盲流的孩子永远是盲流，民工的孩子永远是民工”的局面。最近有人指出：“中国还有数量巨大的劳动力处于低教育水平，有数量巨大的农民工队伍，在这种情况下，少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观念是错误的。”此话不假。中国经济起飞已经近30年了，为什么“还有数量巨大的劳动力处于低教育水平”？如果10年前我们给进城的农民工子弟提供优良的教育机会，现在还会有这么多“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吗？也正是针对这一现实，我提出大学不要去赶建设“世界一流”的时髦。中国大学在未来30年最大的使命，就是要发展短期大学、社区大学，把几亿进城的民工转化为现代产业大军。这才是产业升级的基础。

所有这些措施，在经济繁荣时期操作起来要容易得多，现在面临经济危机，操作起来当然就难了。我一直希望中国的经济宁可走慢点，也要把未来的基础打好。就像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有的是力气，扛大包能挣不少钱。但是，总有一天会扛不动的。要趁年轻多拿出点时间读读书。一些经济学家的议论则仿佛是对一个已经扛不太动大包的上了年纪的工人说：“我早跟你说过，扛大包很重要，你就会这个，而且最拿手。你怎么能唱衰扛大包、想着跑到办公室当经理呢？”试问：难道许多企业倒闭，真是因为一些民营企业家转向高端领域的结果吗？现在世界经济衰退，衬衫的需求锐减，况且越南等国家以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和我们在这一领域竞争。难道让大家在没有衬衫市场的情况下坚守衬衫制造，企业就不会倒闭吗？难道当年如果更多的低端制造业早早升级转产，现在的制造业危机的冲击不是会更小一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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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茨帮助我们反省市场经济

按中国一些经济学家们的解释，市场经济完全是由“看不见的手”支配。良好的市场经济，是这样一套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每个人都能通过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自动造福于社会。这种市场经济虽然有着道德目标，但具体的运行却是非道德性的。

盖茨就是这一市场经济中的赢家。但是，他显然不认为社会能够从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中自动地充分受益。所以，他捐出全部财产，退出微软，全身致力于慈善事业。不仅是他，远到卡内基、福特、洛克菲勒，近到巴菲特，美国富人的慷慨实在惊人，贡献出一生所得绝不是从盖茨开始。怎么解释这个现象？更精确地说，这是市场经济的外在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现象？从表面上看，美国并没有一套法律制度强迫这些富豪捐出其财富。这些富豪都是市场经济的赢家。赢了以后，他们以个人的道德自觉，超越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行为和市场经济没有必然联系，属于市场经济的外在现象。但是，美国市场经济中的最大赢家们，几乎都这样一代一代地捐。小富人的慈善热情也不在其下。如果把如此普遍存在的现象剔除出市场经济之外，似乎有些说不过去，所以我们有理由说，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现象。

盖茨的捐赠，再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省市场经济的机会。要知道，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狭义市场经济古已有之。比如明清时代的中国，江户时代的日本，都可以说有着发达的市场经济。但是，现代市场经济显然比这些成熟得多，也成功得多。这种市场经济，镶嵌在一定的政治结构（如*制度）和文化脉络之中，彼此难分。中国因为有明清的市场经济的历史传统，理解自由竞争、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狭义市场经济比较容易，但理解镶嵌于西方文化传统和政治结构中的广义市场经济就比较难。

盖茨的行为，首先让我想到的是“信托责任”（fiduciary　duty）。这个词在西方是个文化概念，也是个法律概念，特别是在企业法中非常重要。一个老板如果疏忽了自己的“信托责任”，可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在中国，不仅企业界没有这样的观念，一般的社会关系中也缺乏这一层面的东西。因此，中国人理解起西方的个人自由，基本就是人人为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什么是“信托责任”？简单地说，“信托责任”就是照顾他人利益的责任。任何企业，只要有一个以上的人参与，就会出现信托责任的问题，即你要在别人不在的情况下为了别人的利益做出负责的决定。如果是上市公司，老板经营的主要是别人的财产，其信托责任就更大。这种信托责任的覆盖面，也超出了股东的范围，涵盖了几乎与企业运作相关的所有人员，包括企业的员工以及企业所处的社区。在市场经济中，企业老板当然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