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炕上，走东家串西家地吃百家饭，但总算能吃得饱睡得暖，和丈夫儿女比起来，她当然算是幸福了。可是她的心里却最苦，本来就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现在不仅要艰难地挑起一家的生活重担，而且还时时牵挂着白刚和儿女。尤其是独立生活的年幼的儿子，更使她揪心。

前几天她回县城去看儿子，心情就更加沉重。原来照顾大锁的邵祥已调道庙乡去任公社副书记，儿子和一个新调来的老王在一个炕上住，老王的家在县城附近，白天不在机关，晚上又经常回家，儿子等于一个人生活在机关，根本没人照看。

那天她到了县城，大锁还没有放学，她进屋用手往炕上一摸，冷冰冰的，根本没有烧过炕。她从院里找来几块煤饼子想给儿子烧烧炕，谁知道刚点上火，屋里就浓烟四起，熏得人睁不开眼睛。掀开炕席一看，炕已塌了一个大窟窿，原来儿子每天就是睡在这个窟窿上啊！说是机关照顾，谁照顾？止不住那眼泪又流了出来。

机关下乡的下乡，回家的回家，也找不着一个顶事的人，她去找局长，局长一见她来就没好气，听说炕塌了，冷冷地说：“你儿子也太淘气了，好好的炕就能睡塌了？炕塌了你就找人修修呗！”那个意思是这个事你也找我这局长？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2（4）

吴玉萍本来还想说说自己的困难，现在已经上冻了，农村没什么活，工作组也没什么事，领导是不是能照顾一下让自己早点回来照看孩子。但是见那冷冷的脸色，又把话咽了回去，觉得他是不会允许的，只有再凑合几个月吧！到秋天工作组就该换人了。

她万万没想到，没等到秋天，大祸就降临到她的头上。

麦收到了，大地一片金黄。农村和县城的学校都放麦假，吴玉萍的心又不安起来。放了麦假，大锁上哪里去呢？她回县城动员儿子回老家，儿子不愿意回去。因为学校要排练节目，他还参加了团体操表演。吴玉萍见说不动儿子，就去学校找老师，老师也不愿让大锁回去，说他拉二胡说山东快书都是骨干，半路退出表演太可惜了。老师还答应一定尽心照顾他，说这孩子挺老实，不会出事的，让家长放心。吴玉萍终于打消了送儿子回老家的念头。

为了演出，大锁需要一件白色的确凉长袖衬衣和一双鞋。老师说白衬衣配上红领巾，显得精神。鞋不要家里做的布鞋，要商场里卖的那种凉鞋，整齐好看。当时县城里只有一家百货公司，凉鞋也是只有一种黑人造革的，前面是两道十字交叉的带，这种鞋价钱并不贵，许多孩子早就穿过了。但是大锁到了上初中，还一次没穿过，都是穿家做的布鞋，还常常是补了又补。

为了鼓励孩子学习，也觉得这几年太亏待了孩子，这两件事吴玉萍都给办了。她咬咬牙花了四块钱买了凉鞋，为了多穿二年，故意买了大一号的。想不到凉鞋本来穿起来就旷荡，大一号就更不跟脚了。吴玉萍一看大得太多，便想去换一双。儿子却不肯，高兴地把凉鞋抱在怀里说：“大点不怕的，不换了，脚还长，我明年还可以穿。以前那布鞋过一年穿就特别挤脚，我可不愿意穿小鞋了。”

她买了布带儿子到裁缝社量了衣服，说急等着穿，人家给赶了半宿第二天就做好了。给儿子一穿正合适，雪白平整漂亮，儿子非常高兴。妈妈问他：“好看吗？”他说：“好看。”不知为什么吴玉萍却掉下了眼泪，是高兴，是感慨，还是悲哀？儿子上学以后，还没穿过这样的新衬衣，除了外面穿的褂子是做的新衣服，里面衬衣全是旧衣服改造的。城里人家的孩子谁没个三件两件新衣？

吴玉萍抱着衣服领着儿子出了缝纫社的门，不知怎么的眼泪又止不住地往外流。街上的不少人都奇怪地看她，她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可是就是止不住这眼泪。她想是自己心里太苦了，苦水就变成了泪水，一有机会就往外冒。可是事后她又回想，这是不是就是灾难的先兆？如果那时自己有警觉性，不管什么演出不演出，学习不学习，把孩子送回老家去，那一切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样子，也不会有终身的悔恨了。

1976年6月27日这一天，骄阳似火，炎热无比，正是拔麦子的高潮。人们怕热，一早一晚干活，中午休息。吴玉萍看望儿子回村后就病了一场，这时也只有拖着虚弱的身体参加拔麦子。

拔麦子是一年中最苦的活计，可又是必须参加的活计。麦熟一晌，说个熟就都熟了，可是这时又最容易闹天儿，看着天气很好，说变就变，霎时间就会狂风大作，急风暴雨。麦子熟了经一场风雨，扑倒的扑倒，掉粒的掉粒，产量就会减少很多。而且这时是活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