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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蹬着自行车、跨着公文包、背有些微驼的熟悉的背影渐行渐远。他的离开，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是一个天大的遗憾。中文系主管教学的老师不会不懂得“史外无学”的道理，也不会不明白中学历史教育的误区需要打破，而更重要的，对于大一新生来说，一位“精神导师”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刘先生绝对无愧于这样的称号。我想，还是重开中国古代史的课程吧，还请刘先生回来讲吧，哪怕就凭他那句“中文系的学生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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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恒舒：先生（2）

邵永海

很多人亲切地称邵永海先生为“邵哥”，而我独称先生为“邵公”。这两个称呼其实并不矛盾。“公”与“哥”正代表了邵先生性格的两个方面：既严肃又不失活泼。

第一节古代汉语课我是站着上的，因为去晚了，没有座位了，只好靠在教室最后的暖气上将就着。那节课远远地往过去，对讲台上那个中年男子的印象无非三条：两个小时板着脸没有笑过；竖着写繁体字；一下课就迫不及待地拿烟出来抽。从第二次课开始，C君帮我在前排占座，我才有幸和这位老师近距离地接触。后来发现他也是笑的，只是动作幅度极小，不易察觉。讲课的时候极严谨，一丝不苟，但气氛并不沉闷，也时不时地玩点幽默，有一次竟拿我开涮。当时他正讲古代汉语的语法，说被动句有时会带有贬义的感情色彩，要举例子，眼睛在前排一扫，在我身上停住了，说：“比如我说‘陈恒舒同学被老师表扬了’，大家觉得挺别扭，但如果我说‘陈恒舒同学被老师批评了’，大家就觉得顺理成章了，对不对？”当时引得哄堂大笑，我哭笑不得地看着他，他也冲我正笑着，露出两排抽烟抽得发黄发黑的牙齿。

邵公确实不是一个古板的人，虽然看上去很严肃，不苟言笑，其实还是很平易近人的。我和C君有时会去他办公室坐坐，同他闲聊，听他说自己当年上大学时候的事儿，说何时开始抽烟，说打三天三夜的扑克牌不带合眼，说听朱德熙先生讲的写作课是多么多么开心，如此等等。有一次听说他还踢球，就向他求证。他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句：“哦，他们总不叫我。”后来看他踢了一次，才知道“他们”何以不叫他。比赛开始的时候，邵公穿着一身厚厚的滑雪衫出现在守门员的位置上。开场不久对方一脚软弱无力的射门，慢悠悠地贴着地面滚过来，邵公一猫腰一伸手——球进去了，从两腿之间钻进去了，大家一下子都没反应过来，直到邵公跑进门里把球捡出来，对方才意识到：“哦，我们进球了。”于是才开始庆祝。又没多久，对方又一次射门，是个半高球，轻飘飘的，邵公稍一屈膝，迎着来球一抱——球又进了。邵公终于沉不住气了，换了个人替自己守门，跟着韩毓海、陈保亚诸先生一起上去跑了，跑了好一会儿，终于出现了一个机会：球从他面前缓缓滚过，邵公抡圆了就是一脚，结果却踢了个空，自己还险些跌倒。后来终于跑不动了被替换下场，自我解嘲地跟我们说：“没办法呀，好久不踢了……”赛后他骑着一辆很破旧的自行车在寒风中呼啸而去——关于邵公的自行车，他自己声称“只骑‘捷安特’”，“丢了十几辆了”，但“丢了继续买，非‘捷安特’不骑”。但是那天的车却锈迹斑斑，感觉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样子，后座儿上还拴着半截麻绳。我们实在无法把这样一辆车与200多块钱一辆的“捷安特”联系在一起。后来几次想问，但终究没有开口。

邵公实在是个性情中人，即便在学术上也是如此。他讲课毫不掩饰自己的好恶，屡次在课堂上表现出对孔子可爱之处的赞赏，而对于总喜欢板起脸来教训人的孟子则颇有微词。有一次课上讲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讲完的时候他很激动，颇有感慨地跟大家说：“这篇文章写得多好啊，我们期末考试就从这里面出一段标点翻译，大家说好不好？”大家说好，于是考试还真出了这么一段。还有一次，他在办公室里给我和几个同学讲《诗经·豳风·七月》，讲完之后顺带说起中国的农民问题。他一脸严肃地甚至略带些悲愤地跟我们讲现在农民的负担是如何之重。后来我听C君说，邵公来自山东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对于这个问题有着切身的体验。邵公不是那种钻进象牙塔里不问世事的学者，他的学问实在是活的而非死的，是热的而非冷的。C君说邵公就是一位大儒，我想着不仅是就学问和气质而言，邵公身上实在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悲天悯人的现世精神。单凭这一点，我想还是尊称他“邵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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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恒舒：先生（3）

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