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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税收总额的百分之一，彻底废止农业税，对国家财政的影响微乎其微，而对农民来说，却是意义重大。取消农业税的最大意义不是“减轻农民负担”，而是归还广大农民平等的公民权利。学者秦晖指出，农业税不是个人所得税（没有起征点），不是营业税（不区分生产的盈利性），不是资产税（土地不是农民的私产），而是一种典型的“身份性贡赋”。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的公民权利将会有存量式的增长。

2006年春节，许多农民家庭都贴上了这样的对联：上联，开天辟地头一回；下联，种田不交农业税；横批，普天同庆。

国家减免农业税之举让河北省灵寿县青廉村农民王三妮按捺不住感恩戴德之心。他用了近一年时间铸成一尊重达252公斤的青铜大鼎，取名为“告别田赋鼎”，并以长达五百多字的铭文记录这一重大历史变革和表达农民们的感激之情。“告别田赋鼎”上有这样一句话：“这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慈爱之心”。

农民的负担在逐步减轻，农民的收入在不断增加，农民的好日子在步步高升。而中央的惠农政策还在继续出台。从2006到2009年，中央又连续四年发布农业“一号文件”，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三农”。

特别是在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五句话二十个字，勾画出了现代化农村的美好图景，其中既包括发展农村生产力，又包括调整完善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给未来中国农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如果说解放之初的土地改革使得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20世纪70年代末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破除了传统体制的束缚，那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则是让更多的公共服务深入农村、惠及三农；如果说以往的农村变革着力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那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则立足于实现9亿农民的小康梦想。

2006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达到7。4％。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达到9。5％，这是自1997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

从2004年到2009年，在这5年中，中国农村经济、社会领域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这一时期普遍被认为是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学者马晓河认为，自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农村发展遇到两次“黄金时期”，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业、农村通过内部制度创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另一次就是在2005年前后，这次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外部制度创新，去推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这一阶段是向“三农”投入最多、改革力度最大、取得效果最好的时期。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去推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不由感叹，“中国农民五千年来没有这么好过”。

第一部分　第49节：国脉（24）

“辛辛苦苦三百天，洒尽汗水责任田；亩产千斤收成好，年终结算亏本钱。”这是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种田能手李开明2000年春节贴的对联，当时他曾去找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说2000年打死也不种田了。而五年后的2005年，李开明竟吟出“千年等一回，种田不收税”的诗句来表达他对国家“三农”政策的欣喜之情。李昌平当初所治理的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00年种一亩地可能要赔200元，而2005年种一亩地纯收入就有500多元；2000年农民外出打工如“洪水”，曾被视为“枷锁”而长久抛弃的责任田，又变成了“金疙瘩”；2000年棋盘乡吃税费的干部超过340人，而在2005年减少到了145人，每年减少财政包袱300万元

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从2004年到2009年，中国在发展战略及政策思路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在农业中提取积累转向工业反哺农业。从总体上看，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

虽然涉及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还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但已经出现了松动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