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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乘客讨钱，给多给少往往不限。唱罢几曲收完钞票后，便鞠着躬、道着谢，中途一溜烟地跑下车了。

公交流浪歌手的出现，不仅武汉有，从媒体报道看，全国许多的大中城市都有相关的报道。对这个群体的骤然出现，贬者有之，认为影响了乘客的坐车情绪，唱几首歌便张手讨钱无异于当众勒索，甚至还出现过强要不给、打伤乘客的事件；而认同者也有之，他们欣赏流浪歌手的勇气和歌声，说他们为乘客带来了欢乐，并且不偷不抢，是凭劳动凭本事挣钱。

2002年10月底，当我们开始体验流浪、乞讨生活的时候，对流浪歌手的争议一直在延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群体也属于我们寻访的对象。尽管他们与纯粹的流浪者、乞丐有着很大的不同。但要真的找起来又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来无影去无踪，又很难在哪条公交路线、哪辆公交车上碰到他们。

2002年11月上旬，一个天赐良机，让我在一辆公交车上碰到一位流浪歌手。那是一辆从武昌开往汉口的715路专线车，车到广埠屯站点，从下面挤上来一个怀抱吉他的年轻人。

他穿一件黑色的夹克衫，20多岁的样子，模样还很帅气。一上车，便站在车前的过道上，向满车的人问好，简单的开场白之后，便弹起吉他，很深情地唱起了一首《流浪歌》。

他的歌唱得还不错，声音圆润、雄厚有力，听起来有几分享受。唱完后，他先说一些客套的话，然后逐一向乘客收钱。掏钱的乘客并不多，但偶尔也有人给个1元、2元的。对给钱的乘客，他会说声“谢谢”，还送上祝福的话。

大约过了三站地，他向车上所有人鞠了个躬，然后下车了。我赶忙也尾随而下。

我喊住他，和他搭话。也许都是年轻人的缘故，他对我并没有表现出排斥的敌意。但看样子他很忙，只聊了几句，便又要上车忙他的生计。我赶忙要了他的手机号码，说有要紧的事可能要找他。他也没介意，在纸上给我写了一个。

晚上的时候，我打通了他的手机，他问我是干什么的，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找他。我就干脆跟他直说了，我是一家报社的记者，想采访他。他很犹豫，说很怕，最近媒体的负面报道很多，他不想抛头露面。我再三请求，最终他答应我第二天的下午1点钟在武昌武商亚贸广场前会面。

2、曾是夜市上的“歌星”

第二天下午1点，那位怀抱吉他的年轻人准时出现在我的面前。由于采访的需要，我换上了平时所穿的工作服，还梳理了一下，与前一天在车上的乞丐打扮相差很大。他一见我，直说认不出来我了，还问我昨天怎么穿成那个样子，像个叫花子。

在亚贸广场下面的肯德基店里，我叫了两杯可乐。就这样，年轻人坐在了我的对面，开始讲述他做流浪歌手的故事。

他说他叫张鸿，今年28岁，家住湖北省监利县容城镇。读小学时，因家里经济状况不好，经常靠捡破烂、给别人糊纸盒子挣学费。那时，他的理想是上大学，跳出“农门”，所以读书十分刻苦。但上高一时，因受了一个同学的气，他联合三个社会青年打架，将那个同学打得很重，被公安机关以流氓罪判了一年半刑。刑满释放后，张鸿到县造纸厂工作，这时他想悔过自新，重新做人，起码要做一个好员工。但两年后，造纸厂因经营不善，被迫关门，这一下子击碎了他的梦，他无比失落地回到了家里。

家里的农活，张鸿不屑于做，他认为做那些事没有什么出息。但他又是一个坐不住的人，整天无所事事到处在村子里游逛，自己心里也烦。经过一番思考，他决定到外面闯荡一下，不管成功还是失败，但做什么自己心里也没底。1995年夏，张鸿揣着向父母要的几十元钱，很盲目地坐汽车到了襄樊。到了襄樊后，他已是身无分文。在大街上走了三天，也是找工作找了三天，可没有一家企业愿意收留他。这三天张鸿没吃一点饭。到一家机械厂门口时，饥饿加劳累，他实在走不动了，便歪在了厂门口。门卫看张鸿很可怜，带他进去吃饭，并给了他200元钱，嘱咐他一定回家。

可张鸿不想就这样灰头土脸地回家，那是没有面子的事情，再说回去了能做什么呢？到时呆得不“耐烦”了还是得出来，不如现在就不回家。吃饱喝足的他漫无目的地转到了襄樊广场。在夜宵摊上，他看到很多年轻人在那儿唱歌，便注意观察起他们来。他发现，那些年轻人收入很可观，一晚上能挣二三十元，于是心里“痒”起来了——他也想唱。他认为，那些年轻人唱得并不怎么样，自己的歌唱得绝对比他们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