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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朱大户过来，自报家门，徐元佐的确当他是开药铺医馆的。在他的理解中，自从张仲景之后，医院药铺不都叫某某堂么？

谁知道这个堂却跟他恩师何心隐的“萃合堂”一样，是个民间自治组织。

朱元璋是小民出身，最知道地方上的情弊。在所有活不下去的原因之中，胥吏差役的骚扰排在前列。

因为朝中大佬在制定国策税务的问题上，肯定不会杀鸡取卵，而是要给百姓留足生活生产资料，否则百姓饿了要造反，他们最为吃亏。

而地方胥吏都是些鼠辈，只有寸光，没有远见。地方官员又都是外来户，三年考满就走，更关心自己的政绩考成。如此一来，官吏相逼，百姓便生活在水火之中了。

鉴于此，英明伟大的洪武大帝便定了规矩，总结成一句话，便是脍炙人口的“皇权不下乡”！

皇帝既然主动放弃了基层政权建设，而县官的控制权又出不了县城，那么更为广大的乡镇村落靠谁管呢？

这里不得不介绍一下大明的社会组织：

户是大明社会的基本细胞。每一百一十户编为一里，由丁粮最多的十户担任里长，其余一百户则称为甲首。各里中无力承担差役的鳏寡孤独人户，则带管于一百一十户之外，称为畸零户。

十名里长以十年为一个周期轮流应役，先后顺序根据丁粮多寡预先编排，每年由一名里长率领十名甲首应当差役，并负责“管摄一里之事”。

地方上有甲十户的，名作“全图”。如果正好凑不够十户的，或是四五户，或是五六户，都名半图。

在交通条件不便的情况下，这些应该向县令报告的乡官，自己也很少进城。到了完税季节，县里吏员下来督粮，他们帮着完成；平日乡邻街坊之间有个小纠纷，加以调解做个公道；再就是人家立个买卖契书，当个中人见证。只从简单的社会活动而言，皇权也的确没必要下乡。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渐渐发现自己乡邻之中有些人比别人都要厉害一些。或是有了功名在身，或是经商赚多了钱。还有些里长因为掌握了公权力，也渐渐学会了怎么欺压别人。

于是这些人便决定另选一个不怎么强势的人当里长——这个职位若是没有强势宗族的支持，非但毫无权力可言，收不到粮食的时候还要自己贴补。这也是当初朱元璋让粮多者当里长的原因。

这种几乎是被逼当里长的里长，自然管不了其他人，于是新的地方自治组织就在乡绅、富家、大地主之间形成了。

最初他们的产生是为了乡梓造福，比如一起出资建个义仓，或是修个水渠，或是弄个义塾……因为他们自觉承担了义务，百姓自然要给他们权力——虽然他们本身已经有了权力。

于是这些人渐渐组建起堂会，制定乡规民约，收取税收，安排杂役，应付县官的各种要求。鉴于他们的身份，县官也不敢做得太过分。

何心隐的萃合堂就是如此，而且还在辐射范围内搞起了**农场，家家户户互通有无，按需分配，设立关卡，暴力抗税，抵制官府……结果何心隐非但丢了自己的举人身份，还成了大明的通缉犯。

在朱里，和春堂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自治组织。

只是因为运作和春堂的是一帮地方富户，没有政治地位，所以没有像萃合堂那样闹出各种幺蛾子，以至于徐元佐这位生活在其影响力中心的少年，竟然没听说过它的存在。

当然，这也跟大家常用“朱大户”来指代和春堂有关系，因为朱大户家就是和春堂的真正话事人。

至于朱大户家为什么会是和春堂的大股东，只需要看看此地地名就知道了。

这里在宋元叫朱家村，入明之后叫朱街阁，又名朱里、朱溪，以后还要叫朱家角……世世代代都不离朱，正是因为这里姓朱的人多啊！

朱氏虽然没有出过进士、举人，但是架不住人多势众，是个大宗族，所以朱大户发迹之后也有了掌控一方的权利。

书中正有诗为证：

朱里至尊，大户朱氏。

号令朱溪，莫敢不从。

陆氏不出，谁与争锋！

至于沈巷陆氏，人家连部堂高官都不屑一顾，还会把个小小朱里放在眼里么？无非就是有人上门募捐的时候，随便撒点银两，也算尽了自家的社会义务。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家都是大门紧闭，过着类似隐士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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