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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接着刚才的话题开始了下一个对话，并继续陈述着自己的思维。从下面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来杨澜在这场对话之外所做的作业、所下的功夫。

在金庸的话题告一段落之后，摄像机前的杨澜对采访人说：“其实我们都学习过《诗经》上的作品，像什么“窈窕淑女，君子好俅”啊，还有什么“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啊等等，现在看来这些文字都很古典，其实在当时是很民间的一些山歌和对唱，是当时的民俗里再通俗不过的东西了。”

“是啊。”金庸接着杨澜的话说：“其实很多文化最早出现的时候都是因为民间的需要，因为文化是民间情感的产物，这些民俗的东西其实是文化的一部分。中国有很多文学作品都是经过民间通俗的提高，受到士大夫喜欢，然后成为一种文化。只是，随着文人的介入，把这种文化上升到了一个高度，越来越搞得民间不懂了，于是民间就出现了另外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来替代原来的文学形式。这其实就是一种文化上的进化。”

杨澜之所以能有这样纯熟的谈话节目的经验，是与杨澜的耐心和细心分不开的。杨澜说：“每次做电视节目前，我都要准备，不厌其烦地充分准备。我觉得进行采访，最紧要的事情就是通过自己能做的所有准备，迅速跨过年龄、地位、资历的距离，最大限度地获得被采访者的认同感。”

杨澜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杨澜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很有灵感和创见的人，所以杨澜在制作节目的前期准备中很多时候也会出现沮丧的心情。比如采访的时候，杨澜从来都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自己早先做出的计划。有时候也会在开始采访之前，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很有灵感的创意，那杨澜就会特别高兴。采访完成以后，杨澜会想到，刚才哪里做得不够好，或者是什么地方没有深入下去有点遗憾，这些都会让杨澜在沮丧的同时，避免下一次再出现同样的疏忽，杨澜就是在这样的一次次总结里慢慢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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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老外”吃惊的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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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在上海采访《财富》杂志主编时，杨澜看出了那位主编的态度并不十分认真，可能对于电视来说，这位主编见的多了，早就处于一种习惯性思维之中了，这位主编可能觉得，还应该是老生常谈的问题，那就不用走脑子思考了。

事实最后却出乎这位主编的意料。因为杨澜的问题在正常的寒暄之后，随着聊天内容的深入，突然变得敏感、变得尖锐、变得深刻起来。杨澜当时的提问可以用犀利来形容，问题具体到，在你就任主编之后这十几年当中，世界财富前10名的排列有过什么样的变换？这些又集中反映出国际产业结构什么样的调整？而那些被换下去和换上来的大企业领导，又是怎么面对这种变换的？等等诸如此类的棘手问题。

虽然采访时间只有几十分钟，被采访的洋主编还是十分吃惊地说：“真没有想到啊，你的‘家庭作业’竟然准备得这么好，这么专业的问题你是怎么想起来的呢？在中国我遇到的采访大部分都是，你对中国是什么感觉，你对上海有何感想。这些与我的专业没有关系的问题，只有你让我感到震惊。”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采访什么人，就说什么事情，这就是杨澜的风格。如果这位洋主编知道杨澜早在很多年前就拿过“金话筒”奖的话，我想应该不会对杨澜的思路和方式感到吃惊吧。因为，举一反三地来思考一下就会明白，在一件事情上可以做到最好的人，就有可能在其他的事情上也做到最好。杨澜的成功就是一个佐证。

杨澜之所以能做到这样，就是因为杨澜准备提纲的时候很认真，也很细心。这样的一份提纲性的东西，杨澜竟然可以像小学生做家庭作业一样来准备。杨澜提前把所有的可以找到的、应该看到的资料全部过滤一遍，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取舍，整理出比较清楚的符合电视需要的提纲，再根据提纲编写脚本和创作思路。当然了，其中的一些突发灵感和可能出现的插曲都要在天头或者地脚的位置做标记和提示。这就是杨澜为什么可以做到最好的前期准备工作。完成了这一步，才可能进入采访与拍摄计划的程序。

接受过杨澜采访的英特尔总裁安迪·格鲁夫（Andrew　Grove）曾总结说：“我来中国有两件事出乎意料，一件就是看到了联想的第一百万台电脑下了生产线，第二件就是没有想到在中国有杨澜这么出色的记者。”

虽然杨澜一直在这样做着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