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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摩斯先生，事情是这样的。我已经和您说过，我是剑桥大学橄榄球队的领队，高夫利·斯道顿是最好的队员。明天我们和牛津大学比赛。昨天我们来到这里，住在班特莱旅馆。晚上十点钟，我去看了看，所有的队员全休息了，因为我相信严格的训练和充足的睡眠可以保持这个队的良好竞技状态。我看见斯道顿脸色发白，似乎心情很不安。我问他是怎么一回事，他说没有什么，不过有点头疼。我向他道了晚安便走了。半小时后，旅馆服务员对我说有一个长着满脸胡须、衣着简陋的人拿着一封信要找高夫利。高夫利已经上床睡了，所以服务员把信送到他屋子里。谁知他读过信，一下子就瘫倒在椅子上，好象是被谁用斧子砍了似的。服务员很惊讶，要去找我，高夫利阻止了服务员，喝了一点水又振作起来。然后他走下楼，和在大门里等候的人说了几句话，两个人便一起走出去了。服务员看到的最后情景是他们二人在大街上朝着河滩跑去。今天早上高夫利的房间是空的，没有人睡过，他的东西一点未动，还是象我昨天晚上看到的那样。那个陌生人来找他，他立刻随那人走了，再也没有音信，我想他不会回来了。高夫利是个真正的运动员，他打心眼里喜欢运动，要不是受到什么沉重的打击，他决不会退出比赛，决不会骗其他的领队。我觉得他是永远回不来了，我们不会再见到他了。”

福尔摩斯很感兴趣地听着他叙述这件怪事。

他问：“你采取什么措施了吗？”

“我打电报给剑桥，问他们是否知道他的消息。回答是没有人看见过他。”

“他能回到剑桥去吗？”

“是的，有一趟晚车——十一点一刻开。”

“可是，按照你的判断，他没有乘这趟火车？”

“是的，没有人看见过他。”

“后来呢？”

“我又打电报给蒙特·詹姆士爵士。”

“为什么给他打呢？”

“高夫利是个孤儿，蒙特·詹姆士是他最近的亲属——大概是他的叔父。”

“这对于解决问题或许会有帮助。蒙特·詹姆士爵士是英国最富有的。”

“我听高夫利这样说过。”

“高夫利是他的近亲？”

“是的，高夫利是继承人，老爵士已经快八十岁了，而且风湿病很重，人们说他可能快要死了。他从来不给高夫利一个先令，他是个地道的守财奴，可是财产早晚都要归高夫利。”

“蒙特·詹姆士爵士那儿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

“如果高夫利去蒙特·詹姆士爵士那儿，他又是为了什么呢？”

“头一天晚上有件事使高夫利心情不安，如果和钱有关，那可能是爵士要把遗产给他。爵士的钱很多，当然就我所知，高夫利得到这笔钱的可能性很小。高夫利不喜欢这个老人。要是他能不去他那儿，他不会去的。”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这样假设吗？如果你的朋友高夫利是到他的亲属蒙特·詹姆士爵士那儿去，你就可以解释那个衣着简陋的人为什么那么晚来，为什么他的来临使得高夫利焦虑不安。”

西锐利·欧沃顿困惑地说：“我解释不了。”

福尔摩斯说：“好吧！今天天气很好，这件事我愿意去侦查一下。我主张不管这个青年情况怎样，你还是要准备参加比赛，正象你所说的，他这样突然离开，一定是有极要紧的事，而且也正是这件要紧的事使他至今不能回来。我们一起步行去旅馆，看看服务员是否能够提供新的情况。”

歇洛克·福尔摩斯是那样循循善诱，使得当事人心情很快就平静了下来。过不多久，我们来到了旅馆，走进斯道顿住过的单人房间。在这里福尔摩斯打听到了服务员所知道的一切。头一天晚上来的客人既不是一位绅士，也不是一个仆人，而是一个象服务员所说的〃穿着不怎么样的家伙〃，年纪大约五十岁左右，胡子稀疏，脸色苍白，穿着很朴素。他似乎很激动，拿着信的手在不停地抖动。服务员看到高夫利·斯道顿把那封信塞到口袋里。斯道顿在大厅里没有和这个人握手。他们交谈了几句，服务员只听到〃时间〃两个字。然后他们便急匆匆地走出去了。那时大厅的挂钟正好十点半。

福尔摩斯坐在斯道顿的床上，说：“我想你值白班，对吗？”

“是的，先生，我十一点下班。”

“值夜班的服务员没有看见什么吗？”

“没有，先生。只有看戏的人回来晚些。再没有别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