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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那个女人大约在九点钟左右进到室内,穿着带泥的靴子,怎么能没有留下脚印呢?”
“我很高兴你指出这一点。那时我也想到了。这个杂役女工有个习惯,就是在看门人房里脱掉靴子,换上布拖鞋。”
“明白了。那么说,虽然当晚下着雨,却没有发现脚印,对吗?这一连串事件的确非常重要。下一步你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也把房间检查了一遍。这房间不可能有暗门,窗户离地面足有三十英尺。两扇窗户都从里面插上插销了。地板上铺着地毯,不可能有地道门,天花板是普通白灰刷的。我敢拿性命担保,无论是谁偷了我的文件,他只能从房门逃跑。”
“壁炉的情况怎么样呢?”
“那里没有壁炉,只有一个火炉。电铃正在我写字台的右首。谁要按铃都必须到我写字台右首去按。可是为什么罪犯要去按铃呢?这是一个最难解释的疑团。”
“这件事确实非同寻常。你们的下一步措施是什么呢?我想,你们检查过房间,看看那位不速之客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象烟蒂、失落的手套、发夹或其它什么小东西,是吗?”
“没有这一类东西。”
“没有闻到什么气味吗?”
“唉,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
“啊,在调查这样的案件时,即使有一点烟草气味对我们也是很有价值的。”
“我一向不吸烟,我想,只要屋里有一点烟味,我就会闻出来的。可是那里一点烟味也没有。唯一确凿的事实就是看门人的妻子,那个叫坦盖太太的女人,是从那地方慌忙走出来的,看门人对这件事实也无法解释,他只是说他妻子平常就是在这个时间回家。警察和我一致认为,如果文件确实在那个女人手里,那我们最好趁她没把文件脱手就把她抓住。
“这时苏格兰场已接到警报,侦探福布斯先生立即赶来,全力以赴地接过了这件案子。我们租了一辆双轮双座马车,半小时就到了看门人告诉我们的地点。一个年轻女子开了门,她是坦盖太太的长女。她母亲还没回来,她把我们让进前厅等候。
“十分钟以后,有人敲门。这时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对这一点我只能责怪自己。这就是我们没有亲自开门,而是让那个姑娘去开。我们听到她说,‘妈妈,家里来了两个人,正等着要见你。’接着我们就听到一阵脚步声急促地走进过道。福布斯猛然把门推开,我们两个人跑进后屋也就是厨房,可是那女人抢先走了进去。她带着敌意望着我们,后来,突然认出了我,脸上浮现出一种十分诧异的表情。
“‘怎么,这不是部里的费尔普斯先生么!’她大声说道。
“‘喂,喂,你把我们当作什么人了?为什么躲开我们?’我的同伴问道。
“‘我以为你们是旧货商呢,’她说道,‘我们和一个商人有纠葛。’
“‘这理由是不十分充足的,’福布斯回答道,‘我们有根据认为你从外交部拿走了一份重要文件,然后跑到这里处理它。你必须随我们一起到苏格兰场去接受搜查。’
“她提出抗议,进行抵抗,都徒劳无益。我们叫来了一辆四轮马车,三个人都坐进去。临走以前,我们先检查了这间厨房,尤其是厨房里的炉火,看看她是否在她一个人到这儿的时候把文件扔进火里。然而,没有一点碎屑或灰烬的痕迹。我们一到苏格兰场,立即把她交给女搜查员。我非常焦急,好不容易才等到女检查员送来了报告,可是报告说文件毫无踪影。
“这时,我才开始意识到我的处境可怕到了极点,迄今为止,我只顾行动,根本没顾上思考。我一直深信可以很快找到那份协定,因此我根本不敢想如果找不到,后果如何。可是现在既已一筹莫展,我就有空来考虑自己的处境了。这实在太可怕了。华生可能已告诉你,我在学校时,是一个胆怯而敏感的孩子。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我想到我舅父和他内阁里的同僚,想到我给他带来的耻辱,给我自己和亲友带来的耻辱,我个人成为这个非常离奇的意外事件的牺牲品,又算得了什么呢?重要的是外交利益事关重大,绝不允许出一点意外事故的。我算毁了,毫无希望地可耻地毁了。我不知道我做了些什么。我想我一定是当众大闹了一场。我只模模糊糊地记得当时有一些同事围着我,尽力安慰我。有一个同事陪我一起乘车到滑铁卢,把我送上去沃金的火车。我相信,当时如果不是我的邻居费里尔医生也乘这次火车同行,那么那位同事会一直把我送到家的。这位医生对我照顾得非常周到,也确实多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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