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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血曾染在我的头上，法律是不会饶恕我的。虽然我无法确切地说出我所犯罪孽的具体条款，但我心中十分明白，乡下孩子不该在外面招摇过市，不该走进名门望族的家庭，不该冲撞英格兰勤奋好学的少年，否则，摆在他面前的就是严厉的惩罚。一连几天我都躲在家中，如果要我出去有事，事先我也必定从厨房的门口仔细地观察一番外面情况，而且总是胆战心惊，生怕一出门就被县监狱的差官抓住。那位苍白面孔的少年绅士的鼻血也曾染红我的裤腿，我只有趁着深夜时分来洗净这一罪证。那位苍白面孔的少年绅士曾用牙齿咬破了我的手指，我也发挥我的奇想，设计了成千的方法，以防万一被强拉到法庭之上，便可以利用巧辩把这该死的事情敷衍过去。

到了要回到暴力行凶现场的日子，我的恐惧心理也达到了极点。法院会不会派来打手，特别是伦敦法院，那些雇佣的帮手会不会埋伏在门口呢？郝维仙小姐也许因为我在她家中行凶打人就要亲手报复。她会不会穿着寿终正寝的衣服忽然站起来，拔出手枪，用一颗子弹把我射死呢？会不会有花钱雇来的孩子，一帮杀人凶神，躲在制酒作坊那里，等待时机，跳出来把我打死为止呢？我坚信那位苍白面孔的少年绅士的灵魂是高尚的，他不会唆使别人来报复。但是我考虑的是他那些不能明辨是非的亲戚，一看到他受伤惨重的面孔，不得不对他表示同情，而且为了维护家庭的名声，会激起愤怒的情绪，唆使人来报复。

不管怎样，到了时间我就非到郝维仙小姐家去不可。我终于去了。可是，关于上次比试的事什么也没有发生，也没有人提到这件事，连那位苍白面孔的少年绅土也居然在整座屋子中都没有找到。我看到花园的门依旧开着，便走进去探视一番。到了那所独立的住所，我从窗口向里面窥视，只见所有的百叶窗都关着，一点生气也没有。只有上次我们比试的那个角落还留下些痕迹，足以证明那位少年绅士确有其人。他留下的是几处血迹，我弄了些花园的泥土盖在上面，以免被人发现。

郝维仙小姐的房间和那个放着长条桌子的房间之间有一个宽阔的平台，上面放着一张手推椅，椅子下面有轮子，可以从后面向前推，十分轻便。上次在那里我就看到了这张椅子。从这一天开始，我有了新工作，定期推着这张坐着郝维仙小姐的轮椅（因为她用手扶着我的肩头走感到吃力），在她的房间里绕圈，还可以推过平台，在别的房间里绕圈。我绕来绕去，一次再次，不停地绕着圈子，有时一口气要推三个小时之久，我也数不清究竟绕了多少圈。也就从那天开始，我得每隔一天去一次，时间是中午，任务是推她的轮椅。这个活我干了有八个月或十个月。

日子一长，我们之间的相处就更习惯了。郝维仙小姐和我谈了许多，也问过我一些问题，如我学过什么，有什么打算，等等。我告诉她，以后我会当乔的徒弟学打铁，我又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但什么都想知道。我如此讲的目的是希望有朝一日她能提供一点帮助来达到我的愿望，但她根本不予搭理，相反，她宁愿我无知无识。她甚至从来没有给过我钱或物品，只不过给我吃一顿饭。她没有任何许诺，不说我为她打工她该付给工资等等的话。

我每一次去，埃斯苔娜都在周围，都是她把我领进，又把我送出，但是她再没有叫我吻过她。有时，她冷若冰霜地对我表示容忍，有时又低三下四地迁就我；有时，她显示出和我十分亲密，有时，又会心神狂乱地告诉我她恨我。郝维仙小姐总是用低低的声音问我，或者仅只我们两人在场时，她会问我：“她是不是越长越美丽了，皮普？”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她确实越来越美丽）。她听我这样回答便显出情不自禁的高兴。每当我们在玩牌时，郝维仙小姐总是专心致志地瞅着，细细地玩味着埃斯苔娜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如果埃斯苔娜的情绪反复无常、变化多端，使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该做什么，郝维仙小姐便把她抱在自己怀里，表现出无限的狂喜，在她耳边轻轻絮语。我听见好像是说：“捏碎他们的心，你是我的骄傲、我的希望，把他们的心撕得粉碎，不要有什么怜悯！”

我记得乔在打铁时，总喜欢断断续续地哼一首歌，歌中的叠句反复唱着“老克莱门”。用这首歌来表示对铁匠的保护神老克莱门的尊重是不够隆重的，不过我以为老克莱门和铁匠们的关系在歌词中表现得很确切。这首歌是模仿打铁时的节奏，加了一些词，以抒情的方式歌唱出老克莱门这一被人尊重的名字。比如：“孩子们一起来啊，来打铁呀，老克莱门！打一锤啊，响一声啊，老克莱门！用力打啊，加油干啊，老克莱门！用力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