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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典时唱不出声音,可是掉脑袋的事儿!我们这帮人的性命,全捏在爷们儿手里,好歹请你们务必开恩关照!”
救人本是善事,何况还有白花花的银子!铸工们悄悄做了手脚,铜钟也就清亮多了。朝廷做梦也想不到,那么神圣的乐钟,会叫铸工们做了手脚!就是李照,也全无疑心,到死都认为新钟是完全照他定下的尺度铸造的。
跟着,又照新标准重造了石磬,改造了其他乐器。
一切就绪,仁宗亲自来到崇政殿,与王公大臣乃至馆阁台谏官员等,一起欣赏新乐器奏的雅乐。此乐较之王朴,下了三律。大家自然全都欣赏得头头是道。仁宗还特意写了一本《景祐乐髓新经》,分为六章,详细记录了这一次的旷世改革。李照等一干有功之臣,也都升了官。
不久,问题可就出来了。
原来,音乐改制,远比想像的要复杂多了。
中国音乐原由五声构成,即所谓宫、商、角、徵(zhǐ)、羽。五声又本之于黄钟。先由黄钟定出宫声,所谓九寸为宫;以此为前提,适量增加减少,即为商、角、徵、羽四声。因此,黄钟的铸造,乃是音乐建制的第一等大事。它一错,一切就都面目皆非了。定黄钟,又是拿秬黍作标准。秬黍是一种黑黍。《汉书?律历志》说,古人以一粒中等黑黍之广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又以能容一千二百粒这种黑黍为一龠,合龠则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此外,还以它来定重量:一龠,即一千二百粒黑黍为十二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虽然可以从长短、容量、重量等三个方面来把握黄钟,似乎无懈可击,但实际操作起来,却根本无法统一。
问题出在黑黍身上。地方不同,种类不同,营养不同,黑黍的个头、重量等等,会有很大差别。即使有个“中等”的限制,也无法根本忽略它们的区别。而铸钟又恰好特别娇气,长短、大小有一点不同,那声音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前人已经为这个打得焦头烂额。就说长短,《汉书》虽有用“广”之说,并没有明说这“广”究竟是指一颗黑黍的长,还是宽?后人既有用长的,也有用宽的,还有用宽再加上一点缝隙的。那结果,虽同是十粒黑黍,一寸长短就差了去了。说到容量、重量,也大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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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四回(4)
较真的,也正是从这里攻击李照的新乐。
李照他们不是拿上党的秬黍为标准吗?攻击李照的,也去拿了很多上党秬黍。可一排,长短立马就有了区别。再纳到龠里一较,也不是一千二百粒;称称呢,同样不尽相同。原来,李照他们用的律尺本身根本就不标准!再拿它来铸造黄钟,改造音乐,不南辕北辙才怪!既然如此,结论当然只有一个:立即废除李照的新乐,重新恢复太祖钦定的旧乐。据他们测定的结果,王朴的黄钟才最符合古制。
朝廷上下,立马又分成了拥王派与拥李派,两派各不相让,交章论斗,又是一派火热。
两派既都有理,仁宗也为了难。他想折中,新旧乐并用,此处用新乐,则彼处用旧乐。有大臣说这样不成体统,从来没有一朝用两种音乐的。他只好作罢。为把握起见,他中断了新乐,又改用王朴的旧乐了。
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臣子们依然不依不饶,一定要争个水落石出。
已经迁了右司谏、直集贤院的韩琦,好歹跳脱出来,上书劝仁宗皇帝:祖宗成乐原本用得好好的,不该偏听个别臣子的一己之言擅加改动。如今用了不到一年,又要重改过来。古代也有改革音乐的,就没见过变得这么快的。如今之事,与其在音乐上做文章,不如追本求源,治理好国家,使政令平简,民物熙洽,老百姓都击壤鼓腹而歌,那才是真正的盛世之乐呢!而当务之急,尤在西、北两疆边备久弛,两方敌人始终虎视眈眈,不早作防备,万一有事,就非同小可了!至于音乐之争,可以暂时搁置,大家求同存异,等广泛征求意见后再斟酌施行。这一奏,总算为仁宗画了一个句号。
而韩琦所担心的事,也终于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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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五回(1)
弃而不取才俊寒心
货卖帝王国士西行
往前几年,也就是明道、景祐年间吧,远在塞外的兴州突然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这两个人一进兴州,就径直奔了聚英楼。兴州是西平王王府所在地,为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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