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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少,每个人都被看成大人;而我的父亲从来就把我看得和他平等,已经到了一种难以形容的程度。这一刻他不知道对我说什么才好。
“船上会有你的位置。”
“但那得要你们挤出来。听我说,过一两年你还要回来进行太阳航行的,而我也总有一天会去地球。但在此期间我希望呆在这里。我有工作,还有朋友。”
“好吧,”他说,并转过脸去,“你有自己的主张,该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当时很难受。但是后来当我回忆起那些场景,明白自己干了些什么时,我心里的难受劲就更不用提了。父亲很累,当时正经历一个艰难时期,很需要朋友。那时他大约70岁,虽然努力奋斗,却仍然一事无成,他又精疲力竭。在那段时日里他几乎要完蛋了,我猜他自己心里也有这种感觉—一那时他还没有喘过气来。人们必须喘过这口气,才能体会到他们的故事非但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但使父亲喘过气来的并不是我,或者我的帮助。而在我看来,这正是做儿子的职责所在。
就这样他去了地球,我则独立生活。
大约两年后我收到他一封信。他在密克罗尼西亚,太平洋中的某个岛上。他遇到过一些马科萨斯海员。有一些古老的密克罗尼西亚航船组成的船队,称为哇阿考卢阿,穿行于太平洋上,不但载客,甚至也载货。父亲决定跟着一个来自加罗林群岛的领航员学领航。那些人用的仍是古老的法子:不用无线电,不用六分仪,不用罗盘,甚至不用地图。
从那天起到现在,整整45年了,他就一直干着这一行。整整45年学习如何通过观察岸上移过的椰子树测定船行速度,记忆岛与岛之间的距离,观测星象,预测天气,在阴天的晚上躺在船底板上通过感觉波浪的起伏测定轮船的方向……我回想我们相依为命的那段短短的时光,真是活一段算一段,觉得他真的找到了他的归宿。
偶尔我会接到他从斐济,从萨摩尔,或从瓦胡岛寄来的短信。有一封来自复活节岛,里面附了一张一尊塑像的照片。信上说:“这雕像可不是赝品!”
这是惟一的一次,暗示他知道我目前正在干什么。
就这样我在甘尼米德呆了下来,住在集体宿舍里,并在大气站工作。
我的生活方式和父亲在一起时已经形成;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因此我保持这个模式。同寝室的人就是我的家庭,这从来不成问题。
后来我的名字在搭车旅行者名单上排到了最前,使我得以搬到了泰坦。在那里我一边等待气象公司给我一份工作,一边加入了短工协会,做些扫街、推行李车、为飞船卸货等零活。
我喜欢这种工作,不久就变得十分强壮。
我通过一家寄宿旅社登出的行会广告找到了一间房,发现大部分房客也都是打短工的。大家在一起很合得来:吃起饭来热闹非凡,有时候聚在一起就闹个通宵……女房东非常喜欢这些人。
有个年纪大一点的房客,是个名叫安琪拉的女人,喜欢争论哲学问题……她称之为“交流思想”。在寒冷的晚上她会通过内部通讯叫上我们几个,把大家都邀到厨房里去。她会一壶接一壶不停地沏茶,然后用问题来刺激大家,通常是我和另外三四位常客。
例如她会这样提问:“你认为所有遇刺的美国总统都是被罗思克鲁克人杀死的,这一点可以完全确定吗?”
然后告诉我们约翰·威尔克斯·布思如何从燃烧的谷仓中逃出活了下来,改名换姓,然后射杀了加菲尔德和麦金雷……
“难道肯尼迪也是他杀的?”约翰·阿斯理问道,“你敢肯定你所说的杀手不是阿哈苏伊拉思吗?”要知道,约翰是个罗思克鲁克人,所以很自然就被激怒了。
“阿哈苏伊拉思?”安琪拉问道。
“那个永世流浪的犹太人。”
“你们是否知道他原先根本不是犹太人?”乔治问道,“他名叫卡托菲那斯,原是庞修斯·皮勒忒的看门人。”
“等一等,”我说,“让我们回到正题。布思是根据他的牙齿档案被验明身份的,因此他们在谷仓里找到的尸体肯定是他的。牙齿档案基本上不会失误。你整个论点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安琪拉。”
她每次都要争辩,然后我们会转而讨论证据的本质,现实的本质,同时一壶接一壶的茶沏好了又被喝光了。
我常以亚里土多德来反对柏拉图,以休谟来反对柏克莱,以皮尔斯来反对玄学派,以阿伦顿来反对多尔巴。
温暖的厨房里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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