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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你别介意我这么说……我知道你是想通过这次发掘证明这里发生的事。请相信我，我对此深表同情。但是这得有证据，雅尔玛，艾米斯的报告你是知道的，还有谢伊上校的报道，那些东西总不可能是伪造的。”

“那些东西当然是伪造的。”我昂着头，不解地对他说，“那都不是事情的真相，彼特林尼。事实在这儿，在挖掘现场。惟一可靠的证据就在这儿，因为这座城市不会撒谎。我们来看看将发现些什么。”

“做好失望的准备吧。”他又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对你这样说是为了你好。”

“谢谢啦。”

我想到该回自己的帐篷看看书了。我的上司们令人无法忍受，同事们则令人气恼，我的学生也蠢得要命。可就在这时，汉娜·英格塔出现在我的面前，好像我用意志召唤了她似的。她热情地邀我和她喝一杯，我不好拒绝，不情愿地点了点头，跟她来到餐厅的酒吧间，她一边调酒一边叽叽喳喳地说着我们下午在火山口的事。我费解地看着她。我们在一起工作已经五年多了，她好像还是很喜欢我，我真不明白。大多数学生很明显是为了得到提升才为他们的教授干活，他们有什么办法呢？那简直就是一种主仆性质的关系。我怀疑假如让我再做一次学生的话，我还会不会进大学。与某个年长的“有知识”的男人或女人订上二十年的师徒契约，全都是为了能得到一个位置，这样你也可以被那些你几乎不认识的人拥戴为师傅。愚蠢透顶（虽然这种情况无法说清）。

但是汉娜好像是对谈话本身很感兴趣才乐意和我聊天的。她的态度不是很恭顺，看着她的样儿我难以想象再去学习知识会是个什么滋味。她五十二岁，栗色的头发，浅褐色的眼睛，匀称的身材，外表文静，我那些单身的研究生争先恐后地想和她凑在一起，而这会儿她和我，一个确实不知该怎么和她说话的男人，正坐在一个角落的桌子旁。

以前我是懂得如何同年轻人交谈的（恐怕是我自己还年轻的时候），但我已经失去了这门技巧，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

于是她问：“这次挖掘是不是和你在地球上进行的挖掘差不多？”我努力想弄清楚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嗯，实际上我在地球上从没有参加过挖掘……我想你是知道的。”我几乎可以肯定她知道，“但这处遗址与我在格陵兰岛参观时见过的、在西海岸一处被遗弃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定居点极为相似。”

然后我就搜索枯肠地用自己在演讲稿的注解将地球上这处遗址描述了一番……

因为我已经记不起来这趟地球旅行了……讲到后来我已明白无误地知道我所描述的一切和我们下午实地所见到的确有差别，这时我顿住了，略微不安地等待着她提别的问题来讨论。你瞧，沉默的人们知道他们有嘴巴紧的声誉。有时拥有这种声誉就如同拥有权力，因为他们知道，朋友们会认为他们一旦开口说话必然不同凡响。但这也是一种压力，随着岁月的流逝和这个沉默之人名声的增长，这种压力也与日俱增。不过，说到底，又有什么真正重要得不得了的事好说呢？没多少吧。沉默的人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们也明白，大多数话语像密码一样包含着更为复杂的含义……对那些极为关注自身存在的人们来说，这些含义莫测高深。

我突然站起身来。“我要回去睡觉了。”说着就返身回了自己的帐篷。

第四章

……我们确信他们有意于休战时，就在太空港的仓库会见了他们一行七人。

我们告诉他们，这是在火星上与合法政府对抗的最后一座城市。但是他们不相信我们的话。我告诉他们，不管其他地方的形势如何，他们的情形是毫无希望的，我向他们提供了我们向所有暴动者提出的条件：应有的程序，死刑判决的终止，还有一次；牵涉到星球警方空难事件的合情合理的对话（下面会详细叙述）；我另外又提出，新休斯敦所有的平民必须马上给释放。

暴动集团的领袖是个七八十岁的大胡子，他提出彻底的赦免作为投降的条件。

我说我无权同意赦免，但是战乱结束时，委员会会考虑的。

暴动者用俄语相互商量了一下，我的军官听到他们有好几次提到“列宁格勒”。这位领袖说他们得回城去就此事表决一下，我们同意两天后再会晤。

然而，第二天早晨却从火山口传来了二十多声爆炸声，他们炸毁了城市穹顶。这时，我们的军队冲进市内，发电厂已经被摧毁，大火由于缺氧已经熄灭，但是烟雾依然浓重。烟雾掩护了叛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