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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吧，我家里还有一件呢！”老汉推不脱，就含着感激的热泪把棉袄穿上的。

过了几天，红军又在城里开斗争土豪劣绅的大会。那个老头穿着朱德同志送给他的灰棉袄赶来了。他抬头一看，见台上讲话的那位中年红军好象是前几天送棉袄给他的同志，他激动地挤上前去，踮起脚尖，往台上看了看，说了几声：“是，是！”接着又往前挤去，朝台上看了看，又说了几声：“是，是！”

站在他身旁的一个赤卫队员奇怪地问他：“大伯，你口口声声说‘是！是！’——‘是’什么呀？”老头高兴地说：“是台上讲话的红军送给我棉袄的。”那赤卫队员瞅瞅他穿的灰棉袄，又笑着问：“大伯，你知道台上讲话的红军是谁呀？”这一问，可把老头问住了，怪自己前几天忘了问他的姓名，焦急地说：“你快说，台上讲话的是谁？”那赤卫队员翘起大拇指，自豪地说：“他就是咱们红四军军长朱德。”老头子听了又惊又喜，连忙伸出两个大拇指，激动地说：“呵！原来他就是朱军长，怪不得这样温和，这样体贴旁人！”

1929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朱德率领一部分红四军战士，在瑞金与长汀两县交界的古城宿营，他住在一栋土墙矮屋里。

矮屋里住着一位白发苍苍、满面皱纹的聋婆婆（她本姓龙，因为一家人被白匪残杀，耳朵气聋了，村里人便叫她聋婆婆）和一个八、九岁的孙女桂香。朱军长和她们说了一会儿话，走进厨房见两口缸里一点水也没有，便悄悄地到后面小溪边挑了两担水，倒在水缸里，最后又挑了水放在厨房里。然后回到隔壁小屋，在油灯下写东西。聋婆婆去做饭时，见厨房水缸、水桶都装满了水，盆盆罐罐也收拾得井井有条，真是又感激又高兴。她回身取出几个鸡蛋，用红布包上，带着孙女，要去感谢那位给挑水的红军。可是，那位红军叫什么名字呢？

不知道。聋婆婆看到的红军都是青年小伙子，数刚才到她家给挑水的那人年岁大，说话又和气，又体贴人，心想他大概是个“伙夫”吧！于是就来到红军的厨房里，问一个年轻的炊事员：“小同志，你们那个老伙夫在这里吗？”小炊事员莫名其妙地说：“我们这里都是小伙子，哪里有什么老伙夫？”聋婆婆耳聋听不清话，只顾焦急地在屋里来回找，谁也不知道她要找哪一个“老伙夫”。正巧这时朱军长笑盈盈地走进厨房来了，桂香一个箭步扑了过去，喊了声“老伯伯！”聋婆婆回头一看，正是自己要找的“老伙夫”，便连忙把红布包着的鸡蛋塞到他手里，说：“同志，小沟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几个蛋，请收下吧！”朱军长关切地在她耳边说：“老婆婆，我已经吃过了，你老人家自己留着吃吧！”说着把鸡蛋放在厨房里的菜板上，含笑走了。这时，聋婆婆可有点生气了，她对那些红军小炊事员们说：“你们这个‘老伙夫’真客气，看不起我这个老婆子……”，正说着，小桂香已经打听出了“老伙夫”是谁，连忙尖着嗓子在她耳边叫着：“奶奶，奶奶！那个伯伯不是伙夫，他是朱军长！”聋婆婆一听，又惊又喜，连忙问小炊事员：“他真的就是从井冈山下来的朱军长？”小炊事员肯定地点点头。聋婆婆一听替她担水的是朱军长，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她自言自语地说：“呵！难怪他这样爱护穷人”朱德的这些故事象长了翅膀，在广大群众中流传着。人们一见到红军就想到朱德；一说起朱德，对红军就更加信任，更加疼爱。有一次，朱德带着一支红军驻扎在湘赣边境的“三坪”（上坪、中坪、球坪）一带，他和警卫员住在中坪村尹菊英婆婆家里。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朱军长正和尹婆婆以及她的孙女坐着谈话时，突然间闯进来两个身穿农民服装的民团密探。朱军长拿起他那件又潮湿又破旧的棉袄装着捉起虱子来。一个又矮又胖的探子，揉着田螺眼，上下打量着朱军长，看他不象个当“官”的，倒象个“伙夫”。于是摆了摆手里的皮鞭，皮笑肉不笑地说：“老伙夫，你一定认得朱德吧！他在什么地方，你说出来，要多少光洋就给多少。”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银元，托在手里，转脸又问尹婆婆：“老婆子，你要想多享几天清福，你就说出朱德在什么地方，也奖给你这个……”。说着，掂了掂手中的银元。尹婆婆正害怕朱军长出事时，却见朱军长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装出耳朵不太灵便的样子，问那探子：“你们是问朱军长吗？啊！他住在球坪，这里走下去，一、二里就是。”两个探子听了暗暗高兴，但又怕这“伙夫”说谎，再问尹婆婆：“老婆子，朱德住在球坪吗？”尹婆婆连连点斗称是。小孙女阿宝也在旁帮腔说：“是！我看见了，日落山头时，我还看见他骑着一匹又高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