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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之间，情深意切，诚爱有加，尽享天伦之乐，也使得中国的家庭相对比较稳定。但是，由于中国人缺乏个人独立和个人自由的天赋人权观念，造成了家长制的一系列弊端，一方面是父母权威的滥用和家庭虐待的发生，另一方面是子女对家庭的依赖。

现今，在工业化、城市化、生育政策以及市场经济的催化下，逐步改变了传统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生产、生活方式，家庭功能呈现缩小化的趋势。这不仅使更多家庭成员从同一屋檐下走出来，而且不断减少同一屋檐下的人口繁殖，即趋于家庭结构简单化和家庭规模小型化。传统家庭养老方式在居住方式、生活照料、经济流动方式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有关数据表明，我国老年人仅有2％生活在社会福利院和敬老院中，98％以上的老人生活在不同代际的家庭里。根据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调查，城市依靠亲属、保姆、邻居、志愿人员、街道居委会照顾的老年人仅占5。3％。从这一调查结果不难看出，目前对中国老年人的生活照料，主要是家庭。所以，不能因为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发生变化，就进而得出现代家庭养老功能正在削弱或消失的结论，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虽然传统的养老方式发生了变化，但这些变化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生命力的，是传统养老方式在新形势下的变通和升华，是养老支付成本最低的方式，也是进一步维系家庭代际关系的二种变革。这就需要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的习俗资源，而习俗一般说来都是以家为核心而形成的，是以家为支撑的。反过来，习俗最倾向于支持以家为核心而展开的活动，对于经济活动也同样如此。以家为单元的经济活动是能够得到习俗的充分支持的，并在习俗中获得巨大的活力。在某种意义上，家庭的生命力也就是“家元经济”的活力。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尚且重视家庭养老，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还比较落后，而且是有着良好的家庭养老传统和密切代际关系的国家来说，在现阶段就更应该重视和提倡家庭养老制度。正如美国老龄研究所所长在与中国学者交换意见时曾说的那样：“在中国，尽管为老年人服务的社会设施差，可是你们有家庭结构，有一个尊老的传统，这将使你们的老人过得不错。在你们现代化的过程中，还是需要尽量把你们尊老的传统和家庭结构保存下来。西方的经验是：家庭结构一旦被破坏了，要想再恢复那几乎是不可能的。社会在发展，老年人有家庭结构的支持，再加上社会的辅助性设施，就能够使老年人幸福。如果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和服务机构没有发展起来，然而又把传统家庭结构破坏了，那么必将发生一场悲剧”。因此，“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存在时间差，在近期内，不可能建立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那么，与其期望社会养老制度早日建立和完善，不如充分挖掘和利用现有的养老资源，即家庭养老资源及和谐的家庭代际关系，结合现实去迎接人口老龄化的冲击和挑战。这无论从可行性、必要性以及运行成本来说，都是最佳的。

对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而言，家庭养老是目前一种基本的养老形式。因此，从微观角度讲，不同代际之间，即家庭中的老年人、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间，也可以说长辈与晚辈之间能否拥有一个和谐的关系，能否营造一个温馨、祥和的家庭氛围，对于家庭养老机制的正常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家庭伦理观念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即人口结构的转变、经济的转轨、社会的转型、家庭的转式形势下研究代际关系变化，主观认同等方面的变化，代际关系在新时期、新时代产生的变化和趋势，对于构建代际关系主体的客观条件，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多代共融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证价值。

由于夫权是传统父权等级制的产物，是对妇女的凌驾和压迫，应予以彻底否定，于是人们往往会把妇女家庭权力提高当作其家庭地位增高的表征。然而，相对权力指标在提升妻子家庭权力的同时，必然相应降低丈夫的权力指数，这不仅会引起男性的疑虑甚至抵触，也与建构平等、和谐的男女伙伴关系的理念和*协调、可持续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相悖。

有学者提出，由于家本位社会中的家庭决策权带有为全家服务的“*心”的成分，城市妻子家庭决策权高于丈夫的现象有时会掩盖某些丈夫逃避“*心”的自由权和妻子被迫“独揽”大权的辛劳。所以，夫妻平等与否不应完全按照家庭权力的大小来划分，而应看它是主动权还是被动权。换句话说，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