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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干坐在一旁，看着丹尔渐渐远去。

我极其痛苦地拨通了母亲的电话。她和父亲一起过来看我们，向我保证她会找到办法，会尽一切努力用任何方式支持我。如果没有我父母，我绝对熬不过这一关，也不可能撑下去。

苦战（一）（1）

这个漫长的暑假终于接近尾声了。8月20日，三岁又两个月大的丹尔回到了高地小学的学前语言机构（PSLU）。评估阶段长达6星期，学校把格诺克区的课程安排在上午，这样，丹尔一周有四天早上要去上课。

每天早晨帮他打点好，送到学前语言机构的专车上。这种过程像噩梦一般。不管他睡得多晚（常常是在午夜以后），也不管醒来多少次，在早上7点半的时候他都会睡得很香。而我要在这时叫他起床。显然，我必须拉他起来，在他哭闹的时候给他换尿布、洗漱、穿衣服、喂他吃早饭。很多个清晨，我都会在8点45分把衣冠不整、依然大哭大闹的他递给车上的好心人。

有几天，好心的丽兹和伊斯贝尔会来我们家，帮我打点丹尔送去专车。她们是那么的冷静，耐心十足。在丹尔稍微安静些的时候，你就会看出他很喜欢这两位阿姨。我对她们的帮助感激不尽，她们表示出极大的理解，知道要照顾丹尔不容易。仅是这一点就让我很感动。

中午，丹尔回来后，我就得想方设法给他找乐子，哄他开心，直到杰米六点钟下班回来。每次到家后，杰米都会马上接我的班，他也向我坦白说进门前他常会在车里养精蓄锐，深吸几口气，为即将来临的挑战做好准备。

幸好在学校，丹尔的状况有所改观。他很快适应了新语言班，在与人交流方面有了实质性的进步，开始跟周围的孩子进行交流了。一天两个小时、一周4次，一星期加起来的时间8个钟头。我以前常常恼怒那里的员工从来不肯定我所做的努力，把我当成一个一无所知的家长来教育我。一星期有160小时，我、杰米和我们的父母用一贯以来的方式教丹尔，但学校的教员并没有认同这一点，他们把我们的家庭###分轻描淡写地记录为“配合”和“努力”。我常常会想，如果要他们跟丹尔待上两个小时以上，他们会如何处理那些令人头疼的事情。

在家跟丹尔一起，我如同囚犯，没有任何自由。所以在8月底，我向学前语言机构的语言治疗师提出了想找个托儿所，让丹尔下午待在那里，跟他们诉说了这个暑期来的可怕与不堪回首的事情。她的回答却给了我当头一棒：“我觉得我们曾对他有可能患有自闭症的担心是多余的。”

“为什么这么说？”我尽量克制住自己，询问道。

“丹尔在培训班很有进步。”她简洁地回答。

“对于这点，我也很开心，”我试图反驳，“可是他的进步不足以大到可以排除自闭症的可能性吧？”

尽管表示丹尔的整体能力确实“低”，她仍是认为丹尔没有自闭症。

不久后，我和杰米又有了一次跟语言治疗师交流的机会。这次加入我们讨论的还有一个教育心理专家。我们竭力告诉他们对丹尔自闭症确诊的重要性以及其对他今后教育治疗的影响，但那位教育心理学家的回答却让我们刻骨铭心：“加德纳太太，我觉得您希望您的儿子得的是自闭症。”在很多情况下，对方诸如“我们知道您想让您的孩子得到最好的照顾”的评论会让人心存释然。但时间却让我清楚了解丹尔的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您错了。我只是希望我的儿子能像其他孩子那样有自己正常的生活和机会。”

让丹尔得到确诊显然是不可能了。我和杰米的愤怒和沮丧的情绪也在升级。他们对丹尔的教育和治疗方法完全属于自闭症的治疗范畴，却一再否认丹尔得了自闭症。1991年11月学前语言机构员工对丹尔治疗状态的讨论会上，他们告诉我和杰米今后对他的治疗目标是，尽可能增加眼神交流，提高他的指示能力以及扩大词汇量。附加目标包括提高他与大人和小孩的沟通能力，以及他进行创新想象的能力。这些教育方法无疑从侧面反映了丹尔这些能力的缺乏。

也是在这次讨论会上，其中的一个员工指出杰米的双颊上有很多刮痕，好像被一个凶猛的野兽袭击了一般。当杰米解释说这是丹尔在发脾气时抓的时，所有员工都是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我很庆幸自己在剪指甲方面有强迫症，我指甲的长度显然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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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战（一）（2）

当前的情况让我和杰米，以及专家间有很多的争执。“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