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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考虑，临敌斩帅乃兵家大忌，涣散军心，削弱牵制后金的犄角之势，使皇太极消除了后顾之忧，坐收渔翁之利。这一切不幸而被毛文龙所言中：“将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令人惊讶的是，袁崇焕在杀了毛文龙之后也流露出同样的心情，在归途中赋诗一首，不加掩饰地抒发了“同室操戈”的遗憾，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边衅久开终是定，室戈方操几时休。”

诚然，毛文龙确有问题，比如飞扬跋扈、不听节制、虚冒军饷等。但是他在皮岛和辽东有着不可替代的牵制作用，从全局考量，是不应当处死的。他是后金军队南下骚扰的最大后顾之忧，似乎是有识之士的共识。负责监督兵部的兵科都给事中张鹏云，在读了袁崇焕斩毛文龙的奏疏后，发表评论，在表示赞赏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毛文龙所在的皮岛，离开后金八百里，固守根本不成问题，牵制敌人有点遥不可及；但是他所控制的旅顺、金州等地，地势险要，距离宁远又近，屯重兵于此，平时可以壮大声势，战时可以深入虎穴，已经无可奈何地认可毛文龙的辖区有牵制后金军队的战略作用。兵科给事中宋鸣梧也指出，兵法强调用犄角之势牵制敌人，如果运用得当，可以使后金“首尾狼狈”。即使袁崇焕本人也明白这一点，他说：毛文龙的东江（皮岛）一镇，“乃牵制之必资也”——是牵制敌人必须依靠的力量。

有鉴于此，后金始终把毛文龙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屡次派兵征剿难以奏效，试图招降也没有成功。皇太极无法做到的事情，袁崇焕帮他做到了，这就叫做“亲者痛而仇者快”。

以后的历史以惨痛的事实证明了这点。毛文龙被杀的直接后果，就是后金兵临北京城下的“己巳之变”。这一事件从反面证明，毛文龙的牵制作用一旦解除，后金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长驱南下。袁崇焕因此而被捕入狱后，官员们纷纷评论。有的人指出：毛文龙的部将有背叛迹象，不胜惊忧，海岛一旦落入敌人之手，足以成为明朝的大患，可以四处出击。有的人因为毛文龙部将哗变，指责袁崇焕是假公济私，当务之急是尽快把在京城的毛文龙之子毛承禄派去安抚。

但是为时已晚。毛文龙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等，在登州发动武装叛乱，几乎所向披靡，酿成山东大乱。它以一种讽刺意味向人们表明，毛文龙的军队，并非袁崇焕所说的那样只会冒饷不会打仗。不久，孔、耿率部投降皇太极，日后成为南下征战中一支相当有杀伤力的部队。当然，孔、耿的叛变责由自负，但是袁崇焕处死毛文龙，起到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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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室操戈：毛文龙之死（6）

几百年以后，历史学家谈起袁崇焕杀毛文龙这桩公案，意见十分分歧。

明清史前辈学者李光焘在1940年代撰写的长篇论文《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探幽索微，清理毛文龙史迹，为后人研究这一段历史扑朔迷离的史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他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把毛文龙在东江（皮岛）的作用全盘否定，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死有余辜。这种毫无回旋余地的过于偏激的结论，与他的论文风格显得格格不入，令人费解。

无独有偶，1980年代研究袁崇焕的专家阎崇年，在《袁崇焕“斩帅”辨》中，从推崇袁崇焕为“民族英雄”的立场出发，为他处死毛文龙百般辩护，极力证明他杀毛文龙“一无错处”。用心颇为良苦，可惜过于感情用事，难以令人信服。

相隔四十年，一个说毛文龙“一无是处”，一个说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何其相似乃尔！

1990年，尹韵公《袁崇焕诛毛文龙考》，对上述看法提出商榷，他援引辽东封疆大吏王在晋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袁崇焕杀毛文龙，实际上是帮助后金消除“肘腋之患”；如果不杀毛文龙，后金“必不敢长驱而入犯”。我以为，尹韵公的观点，更加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德国近代历史学家兰克说，历史叙述应当是客观的、冷静的、无色彩的。这是我们的准绳，也就是说，应该不带任何偏见地恢复历史的真相。我无意为毛文龙翻案，只不过想把毛文龙之死的真相告诉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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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巳之变与袁崇焕的悲剧（1）

己巳之变

袁崇焕杀毛文龙，为后金军队大举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他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敌军越过长城、围困北京的己巳之变（按：崇祯二年是己巳年）。

崇祯初年，北方边防形势颇为吃紧，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