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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变法是由知识分子提出来的。不仅历次变法的主持人如庆历变法的范仲淹，熙宁变法的王安石都是大知识分子，就连庆历变法的发动者，宋仁宗赵祯也是苦学多年的知识分子。他们拟出来的变法方案还是像模像样。例如说，变法是想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能够做到富国强兵。目标完全正当，于国于民都有好处。就是其中的“强兵”部分，也只是改造军队，保卫自己的疆土，并没有去侵略别人的打算。这种变法，老百姓不会反对。庆历变法之所以遇到阻力，是因为范仲淹从裁撤冗员开始革新，一动手就触及了某些官僚的利益。这使大家认识到，触及自己人利益的改革一定要谨慎行事，逐渐推行，不可操之过急。变法和党争一直延续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六代，总共八十多年。参与的人员包括皇帝、太后、宰相以下的重要官员与当时许多知名学者，其中有父子两代都参加了的，如范仲淹、范纯仁；有兄弟两人都参加了的，如苏轼、苏辙。开头大家争论的不过是变法方案的具体内容，逐渐发展为赞成新法与反对新法两方，先是争是非，说道理，后来就是闹意气，互相攻击，发展而为###与旧党两派。如果只把争论限制在学术范围与政治主张之内，不管争论得多么激烈，都不会闹出大乱子，很可惜，在这一段历史时期，皇帝都不长寿，一再出现小皇帝在位、太后临朝听政的局面。小皇帝与太后对变法的内容必然不会熟悉，但却一再介入党争，而且轻易表态，支持一方，打击一方。这就使得党争扩大化，双方争得没完没了，直到金兵南下，北宋灭亡，这才被迫中断。

于是就有人认为，北宋是被变法、党争闹得亡了国，因此，就对变法、党争一概抱否定态度。其实，北宋亡国，另有原因，史实具在，罪责分明，不能要变法、党争来负责任。变法和党争，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绝不是偶然发生的。在当时，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民族还只是懂得用武力来争夺领土，来改变制度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用开会探讨问题与协商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化解矛盾，进入“君子动口不动手”的范围。比较而言，我们还是文明多了。

变法君臣初相见

我这里所说的变法君臣，君是指的宋神宗赵顼，臣是指的王安石。他们这次见面的时间是在公元1068年4月初四，地点是在东京开封府皇宫里的天章阁。正因为有了他们的这一次见面，谈得志同道合，从此君臣配合，合作到底，于是才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变法——就是一个政权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自我改革运动。

我之所以把宋神宗赵顼称为变法之君，因为他确实是这次变法的主要人物，为了变法事业贡献一生。一般说来，专制王朝的继位之君大都荒淫萎靡，不图振作，很少有勤勉好学，奋发有为的。赵顼是一个难得的有志于振兴国家的优秀青年。他继位时刚刚20岁，平时不图享受，努力读书，废寝忘食，尊师重道，曾经带着自己的弟弟对讲课的老师行大礼，为朝野所一致称赞。他不甘心于宋王朝的积贫积弱，以向辽、夏两国缴纳岁币为耻，朝思暮想，要实行变法，富国强兵，重振汉、唐雄风。有一次，他穿了一身戎装去见自己的祖母曹太后，高兴地问：“娘娘！你看我这一身衣服还好看吗？”在他弟兄三人中间，他的个子最高，20岁的青年皇帝，戎装佩剑，英武挺拔。他这时多么希望得到祖母的夸奖，有朝一日能够挥师远征，收复失地，为祖宗雪耻，为国家争光。想不到曹太后却劝他凡事要遵守祖宗成法，不要轻易谈兵，而且说话之时，潸然泪下。这使他如同喝了一瓢凉水，一直凉到心里。他又去找当年和范仲淹一起到西北抗击西夏的富弼老相公，请教如何抗击西夏的策略。富弼听了以后，思考了很久，最后才慢腾腾地说：“愿陛下20年口不言兵，才是国家的大幸。”他很想问一句：“你当年的豪情壮志哪里去了？”但是这样太不礼貌，只好把眼泪往肚里吞，还得点头称是。青年皇帝是多么盼望能够遇到一位知己。

赵顼早就知道王安石其人。他还在当太子的时候，代他掌管文书的官员韩维就经常介绍王安石的事迹。王安石字介甫，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家贫苦学，21岁成进士，虽然诗文名气很大，被一些文人学者所推重，但他并不想靠拉关系，向上攀升，而是安心在基层当地方官，深入了解民间疾苦，实践进行改革的办法。虽经欧阳修等人一再向朝廷推荐，他都不肯应召，只埋头在地方上做有利于老百姓的具体工作。他越不应召，名声就越大。1060年，仁宗任他为三司度支判官，后又改任知制诰，他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