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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的当天，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格奥尔吉拉祖莫夫斯基和彼得杰米契夫出现在事发现场，但他们明显地未能控制住局势——或许他们真的没想控制住局势。苏联政府新闻发言人根纳季格拉西莫夫在莫斯科宣称，戈尔巴乔夫绝不允许对边界有任何改动。2月27日，巴库开始发生骚乱，第二天，巴库东北方向距巴库不远的有20多万人口的苏姆盖特市也发生了骚乱，对当地亚美尼亚人的集体迫害开始了。据报道，在骚乱事件中有26名亚美尼亚人和六名阿塞拜疆人死亡。

这就是苏联媒体当时提供的、被西方媒体广为接受的大致情况，但事件真相极有可能被大大地曲解了。在这个故事后面被掩盖着的是戈尔巴乔夫支持的克格勃的计划，他们挑起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然后引发了苏姆盖特骚乱。伊戈尔诺尔延根据他对新闻报道的研究和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提出了一个假设，这就是戈尔巴乔夫、几位政治局委员和克格勃是真正的凶手，他们执行的是分化—控制策略。他指着媒体报道问道，这些所谓的犯罪分子——最近已从监狱里释放——怎么可能乘坐公共汽车和小汽车从外高加索各地聚集到苏姆盖特参加针对亚美尼亚人的集体迫害呢？他坚持认为，没有克格勃的支持这是不可能的。同样值得怀疑的是苏联副总检察长亚历山大卡图谢夫突然出现在巴库，并在广播电台公布了骚乱的详细情况。按照过去的传统做法，检察机关及其人员在调查期间通常是避开媒体的。诺尔延还引述了可信度很高的两个人的话，用以说明这次冲突与种族和宗教无关。这两个人一个是叶莲娜邦纳，她是安德烈萨哈罗夫的妻子，另一个是亚美尼亚共和国领导人列翁特尔彼得罗相，他是一位有着很高威望的自由民主改革派人士。诺尔延是客居美国的一位苏联流亡工程师，很难说他是一个公正的观察家，但他提出的问题却让人挥之不去。叶莲娜邦纳和特尔彼得罗相对问题的见解也是让人难以忘却的。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在莫斯科、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有相当一部分人相信，外高加索的这场冲突是由戈尔巴乔夫和克格勃制造的。这一事实是值得一提的，尤其是考虑到克格勃后来对巴库的操纵进一步表明了这一点。

在以后的两年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争端依旧没有解决，该自治州以及阿塞拜疆其他地区的暴乱和骚乱事件始终不断。难民潮开始涌动起来，有亚美尼亚人离开阿塞拜疆的，也有阿塞拜疆人离开亚美尼亚的。戈尔巴乔夫不是采取果断措施解决问题，而是以不偏不倚的调停者自居。同时，在维护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秩序方面，军队都对内务部提供了援助，以避免公众形成军队偏护一方的印象。列别德将军通过一个在士兵中流传的趣闻恰当地刻画出戈尔巴乔夫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的处理。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团长和团参谋长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政治副团长被请来当仲裁人。他听了团长的陈述后说：“团长，你是对的。”然后他听了参谋长的陈述后又说：“参谋长，你是对的。”当时在场的还有当地的党委书记，书记听到这里觉得迷惑不解了，便问：“团长和参谋长都对？这怎么可能呢！”反应灵敏的政治副团长答道：“你也是对的！”

对于列别德和许多将军来说，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但如果戈尔巴乔夫1988年和1989年在处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问题时摆出强硬的姿态，就像1986年在处理阿拉木图事件时那样，那他就会损害他自己的“公开性”主张和改革政策，尤其在西方媒体的眼里是这样。那时，“公开性”已容忍这两个共和国出现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亚美尼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是比较强烈的，然而从沙皇时代起，亚美尼亚作为一个国家的生存始终受到周围信奉伊斯兰教国家中敌对势力的牵制。因此，即便就是独立后的亚美尼亚也必须与莫斯科保持密切的关系，苏联领导人对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阿塞拜疆则是另一回事。布尔什维克刚刚夺取政权的时候，阿塞拜疆的民族主义才开始发展，影响还很小。然而到1989年，该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兴起，并成立了阿塞拜疆人民阵线，成为当地共产党统治的政治反对派。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争端促进了阿塞拜疆的民族觉醒，这使苏共政治局非常不安，因为阿塞拜疆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与亚美尼亚不同，它们会毫无顾虑地力求摆脱苏联的控制。

1989年下半年，苏联、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立法机构颁布了几部相互矛盾的法律，此后，阿塞拜疆的动乱似乎发展到了失控的程度。11月2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恢复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秩序的一系列措施。12月1日，亚美尼亚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