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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据了。事实上，一场巨大的危机仅仅在约一年后就出现了，但古斯塔夫松所寻求的是另一种不同的危机，即文职领导和军队领导间的“军民危机”，而不是正在出现的党内派系危机。“一致论”本来应该将他的注意力吸引到戈尔巴乔夫对党的意识形态的修正上来，因为这预示着党及其政权正面临着一场立法危机。

尽管“一致论”对军队职业化的作用估计不足，但它却很好地解释了党与军队关系的实质。国防部虽然对裁减军队非常不满，但对此做法还是不情愿地认可了，同时在政治上积极同党内保守派领导联合起来反对改革。像党内一样，军队内部也分裂了，一部分军官反对戈尔巴乔夫，另一部分军官则倾向于支持他。

寻找“冲突论”和“控制论”错误根源的另一条重要途径是查看它们的理论根基。两者的理论根据都是塞缪尔亨廷顿关于军民关系的理论，尤其是其军队职业化的理论。“冲突论”和“控制论”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由亨廷顿的理论本身造成的，而在于它们不加区别地将这种理论应用于苏联的情况。苏军只是部分适合亨廷顿关于“职业化”的三个标准。正像他指出的那样：“职业作为一种专门的使命具有三个突出特征，即专门技能、责任心和团结性。”苏军的团结性自不待言，其专门技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在阿富汗战争中苏军的技能显得要逊色得多。苏军在道德上的责任心则是另一回事。在亨廷顿看来，军队的职业责任心是对国家这一“社会”的，而不是只对某个阶级或只对革命的。对社会来说，“军官只负责军事安全而不考虑其他目标”。

从本质上说苏军显然不符合上述定义。亨廷顿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出他关于军队职业化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相符合的。尽管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没有错，但他忽略了列宁和苏联军事理论家们关于此问题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的重要论述。列宁发展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将国家从克劳塞维茨的“神圣的三位一体”中去掉，而代之以国际工人阶级，将战争从国家间的现象变为阶级间的现象。苏军在道德上的责任，就是帮助实现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国家，保卫苏联社会仅仅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手段。直到1930年代末，当斯大林宣布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胜利时，红军才对整个苏联社会负责。而在此之前，苏联红军只是在国内帮助实现集体化和进行其他方面的针对“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正像我们常常看到的那样，苏联的统治和扩张这种意识形态基础在苏联军官，尤其是上层军官中是根深蒂固的。这不由使人想起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对沙赫纳扎罗夫说过的一句话，实现“国际社会主义”是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为什么要承受经济负担、从苏联购买大批武器装备的原因。波诺马廖夫在与契尔尼亚耶夫辩论时对军事力量在“和平共处”中起重要作用的理解，说明了党的领导人是以这种思想来理解党与军队的关系的。戈尔巴乔夫认为他必须大刀阔斧地修改关于战争和国际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以及军队一时难以接受这些修正，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上述的情况。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道德上对军官和党员提出的标准是革命活动的成功，而不是像资产阶级道德提出的那样，去维护资产阶级国家社会的安全。列宁从根本上修正了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他认为：战争不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通过阶级斗争进行战争。而红军的组织体系就是不明确区分党与军的界限。

如此看来，苏联的情况不仅明显越出了亨廷顿关于军队职业化的定义，而且也越出了他关于军民关系的理论。在西方所有关于苏联这方面的理论中，只有党与军队关系的“一致论”考虑到了上述的这些因素。

要使苏军摒弃苏共意识形态基础，真正走上由国家掌控的道路，必须将党与军队的关系分开。但戈尔巴乔夫并未实现这一目标，仅仅是做了一些表面工作。事实证明，总政治部是党内最具活力的一个部门。许多军事军官，特别是那些诸兵种合成部队指挥官，既反对戈尔巴乔夫只是改革总政治部的企图，也不支持年轻的改革派军官彻底废除总政治部的要求。即便在苏联解体后，总政治部的政治机关依然在新的名义下作为国家机构保留了下来。

西方对苏联党与军队关系的认识是肤浅的，这是导致对戈尔巴乔夫政权产生严重误解的一个原因。由党与军队危机导致的军事政变从来不是严重的危险，严重的危险来自军队支持的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党内集团。这种情况在苏共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差一点发生。然而当叶利钦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